据开国女少将李贞的回忆，长征过草地期间，有一次宿营时，甘泗淇听说宣传队女队员马忆湘的粮食掉到河沟里去了，就问她：“小鬼，你没粮食怎么办哪？”小马说：“吃野菜。”甘泗淇听后，让总务长把全政治部的人集合起来，说：“这小鬼和我们一起一年多了，她坚持下来了。可是在这最后一道难关前，她弄的一点粮食掉到河沟里去了。我们能忍心看着她倒在草地里吗？我知道大家的粮食都很少，但如果我们每个人能抓一点粮食给她的话，就可以救出一条性命！她也能和我们一起走出草地！”“来，给你！”甘泗淇话音刚落，同志们纷纷解开了自己的粮袋，就这样，一人拿出一点，让马忆湘有了三四斤粮食…… 1923年，湖南永顺，一个山窝窝里的穷人家添了个孩子。 她没出生多久，家里就出了事，欠债，还不上。母亲拎着她去了外村，把她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换了一口锅吃饭，也换了一身苦。 别人家的孩子在外头疯跑，她那时蹲在灶台边，烧柴、剁菜、喂猪，干得比人还早，比鸡还勤。 她的名字，在那家人嘴里，连个响都没有。 到了十岁出头，山那边传来了消息，说红军来了。 说他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说他们不打人、不收钱，还说谁愿意跟他们走就跟他们走。 寨子里的人开始议论，有人怕，有人看热闹，也有人心动。 她也听见了。她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就往红军驻扎的村子跑。个头不高，脸晒得黑，站在人堆里都不显眼。她拉着一个干部的衣角，说她要跟着走。 干部没答应。 说她太小了，吃不消，也帮不上什么忙。 她不走，过两天又来，天天缠。后来，有个管事的说，那就去红军医院帮忙吧，照顾伤员，洗绷带。总比被人当牲口使强。她点头，不吭声，就这么跟上了队伍。 到了医院，首长给她取了个新名字，说叫“忆湘”吧，是湖南人，就别忘了是从哪儿出来的。 她跟着部队一路往北走。开始还能挤在后头，慢慢地就得追着头部走了。鞋子没撑几天就烂了，脚底磨出血泡，再往下走的时候，血泡破了，皮开肉绽。有一次蹲下来生火，有个老兵看见她脚上的伤，没说话。第二天早上，那人递了她一双草鞋，说是晚上编的，她愣住了，后来才反应过来。接过鞋，她没说谢，穿上就走了。 到了雪山那段，风大得人站不住。走几步就喘不过气，后头的同志倒下一个又一个。也有几个没倒，但眼神已经空了。没人说话，脚下的雪吱吱响，队伍悄悄往前挪。她咬着牙挨了过去。 进草地那会儿，粮食紧得不行。一个人一天就一小撮炒面，顶多拌几口水。她攒了三天，才凑了一小袋粮。回来的时候过了条小河，脚一滑，整袋粮掉了进去，冲走了。她坐在岸边，哇地一声哭出来，吓得几只鸟都飞了。 甘泗淇听说了，把政治部的人叫来，说那小鬼跟了我们这么久，快走出草地了，眼看要挺过去，现在粮掉了，难道就看她饿死？他站在那里一句一句讲，语气不高，但每个人都听清楚了。说完，他从自己口袋里抓了一把粮，丢进她的袋子里。接着大家也都动了手。一把一把，一会儿工夫，小姑娘的袋子又鼓起来了。 她站在那里，嘴巴张着，一句话说不出来。晚上坐在火堆边，她用手指抠着袋子，指尖摸到米粒和炒面的时候，眼圈一下又红了。 可那袋粮没撑几天。她有一天饿得慌，拔了几根野草嚼。谁知道那草有毒，没过一会儿，肚子绞得像抽筋一样，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她说让大家别管她，自己落在后面也认了。没人理她。几个同志一合计，把她背起来，轮流扛着往前走。 那一路她昏昏沉沉的，时不时会醒，看到换了背她的人，衣服上全是汗。有一个人走路太急，差点摔了，她吓了一跳，想挣开，结果手脚没劲，身子软得像水。也就是那样，她才活着走出了草地。 后来她跟着队伍进了陕北。那一年，她十三岁。 在延安，她被安排到医院继续做事。照顾伤员，洗绷带，烧水。时间久了，又被调去妇联干活。她做得不快，但从不推，安排啥干啥。1941年，她和一个叫晏福生的同志结了婚，那人打仗时断了一只胳膊，脾气直，话不多，两人倒也合得来。 战事不断，她又去了东北。当了干部，也开始带人。没人再把她当小鬼。她换了衣服，穿上军装，干净利索地站在讲台上讲话。 五十年代，组织上开始动员老同志写回忆。她起初不愿意，说自己没文化，写不出好东西。可编辑不信，说你把事写出来，我们来帮你理。她想了几天，找了个笔记本，一页页写，写草鞋，写火堆，写人背人过草地，写哭的时候有人分粮。 写着写着，她就停下来，坐在桌前，什么都不动。有一次，坐了一下午，就为了回忆一个同志的姓。 1961年，《朝阳花》出版。书里的人，有些真有其人，有些是她按记忆拼凑的。 书出了好几版，还被翻译成了别的文字。有人说它写得细，有烟火味。她听了不说话，只是笑。 她这一辈子得了不少奖章。八一勋章、解放勋章，还有劳动模范、劳动英雄。可是她从没把这些挂在墙上。有一次来人采访她，说想拍一下她的奖章。她起身，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旧布包，里头裹着那几块。打开时还有点灰，她低头吹了吹，说，就这些了。 2016年，她在广州去世，九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