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崔建功在上甘岭战役时是15军45师师长，他后来在回忆上甘岭战役的作战情况时，心疼地说：“打到16、17日，前边没兵啦。我给秦基伟打电话说，军长，我可以守，再攻就攻不动了。我当时只剩下6个机动连队了，其他逐步投入的15个连队伤亡都很大，有的只剩下几个人了。我给下了死命令，各团营再用兵，应以排为单位，超过一个排的兵力必须报我批准。那时候，我真正知道战斗力的宝贵……” 崔建功这个人，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像将军的样子。 脸圆，个头也不高，说话带着笑，一口河北话，边说边摇头，听得人发乐。 打起仗来不含糊，但你把他从战壕里拎出来，让他站在大会台上讲话，反倒显得不自在。他不是演讲型的人，也不太摆谱，哪怕挂着少将军衔，见了老兵还是爱拍人肩膀，问吃得好不好。 小时候家里是书香门第，后来乱了，他十六岁扛着包就出门了，混饭吃。 当过兵，也当过俘虏。 1935年直罗镇那仗，他原本是东北军，一听红军打过来了，心里咯噔一下，朝天开了一枪就举起手。那时候还年轻，也不是怕死，就是不想白搭上命。被俘之后没吃亏，反倒觉得人家规矩有章，饭能吃饱，活也不是白干。他就留下了，进了红军。 之后的仗打得多，解放前后那几年换了不少地方，南边北边都跑过。 1948年打西赵堡，他带的是个新组建的旅。那地方谁都知道难啃，之前几个部队没拿下来。那回他打下来了。消息传上去，毛主席夜里点灯看地图，还专门找了西赵堡的位置。 就这一仗，把他的名字定住了，部队里对他服气。 朝鲜那边一动，他也去了。1951年进的朝鲜，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是他。 到1952年秋天，那边谈判卡住，美军就打算找个地方出气。选来选去，盯上了上甘岭。地势不大，重要。 谁掌握住这片山头，谁就在舆论上占了先。 10月14号一早，炮就响了。 那不是普通的轰炸，三百多门炮轮着来，天上飞机低飞，地上坦克往山脚下压。一轮接一轮，山头炸成了翻滚的泥浆。 坑道还算结实，但也顶不住太久。四十五师就在那里头顶着。 十五号打一天，十六号还打，十七号再打，敌人一拨拨上，阵地表面一会儿丢，一会儿夺回来。反反复复，血混着泥，尸体躺在壕沟里没人能清走。 崔建功盯着电话，不停调兵。到十七号傍晚，只剩六个机动连能动了。 他拿起电话给军长秦基伟打过去，说还能守住，但真攻不动了。 他下了个死命令：调兵只能以排为单位，多一个人都得他本人批。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实在没兵可用了。 电话那头，秦基伟没说别的，只回了一句：“老崔啊，阵地丢了，回头不好见我哟。”这不是威胁，也不是命令，就是一句话，压得人说不出话。 崔建功放下电话，回头对人说：“打吧，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剩一个班我当班长。”他没喊口号，只是把事接下来了。 18号，敌人又添一个团往上顶。 阵地被冲光了，四十五师只能全体退到坑道。有人说这是撤退，其实不是。坑道早就挖好了，就是为这种时候留的。 从那之后，仗转到了地下。天上炸，地面打，坑道里靠人一寸一寸守。 接下来的几天，天天都在顶，士兵连轴转，有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坑道里闷热潮湿，长时间不通风，有的兵在里面晕倒了还不肯往后送。 后勤上不来，警卫、文书、炊事员，全给赶上去了。崔建功没什么可藏着的，连警卫员也被他亲自点了名。小伙子走的时候回头冲他笑了一下，走得干脆，没回来。 那以后他就很少提这事，但一有人说到上甘岭，他常常会背过身不出声。 这仗一共打了四十三天。 地面反反复复换了十几次，敌我双方伤亡都重。四十五师的伤亡数字到战后才完整统计出来，一万多人里边伤亡过半。崔建功没跟人细说过战果，他更记得的是那三十多个炸地堡、扑火口、堵枪眼的人。他能一个个数出来，名字、连队、牺牲的地点都没落下。 有人说他记性好，其实那不是记性，是揪心，哪一个忘了他心里都过不去。 战斗结束，军部给了四十五师嘉奖。 电报一到，秦基伟第一个打过去电话。刚接通，他没说几句就哽住了。 崔建功在电话那头也没吭声，只是“嗯、嗯”地应着，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两人都说不出话来，隔着线，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几年后电影《上甘岭》上映，全国各地都放。 他那天也去了，军区安排坐前排。影片刚放没多久，他起身走了。 有人以为他出去方便，结果一整个放映下来，座位空着。 他没回来。 后来有人问起，他也没多解释，只说：“不是不想看，是不忍心看。” 他还笑了笑，说：“电影里打仗跟玩一样，好人不死，坏人全死。要真那样，我这个师长早成了神仙。”那笑，不好听，听着发酸。 外头记得“上甘岭精神”，写书、拍片、授勋章。 可对经历过的人来说，那不是口号，是半条命熬出来的。崔建功平时爱开玩笑，遇事稳重。但提起上甘岭，他从不讲太多，更多时候只是摇头。 有记者问他那场仗最难的是什么，他想了半天，只说了六个字：“没兵，也得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