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信息来源：达州晚报——2021.8.16 牟永大: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1935年1月25日，四川达县的监狱审讯室，空气中混杂着血腥与皮肉烧焦的恶臭。一个男人被死死绑在木桩上，他的背部紧贴着一个烧得通红的铁桶。 “滋啦——” 皮肉接触滚烫铁器的声音，让一旁年轻的狱卒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扭过头去。墙角，另一个新来的看守已经扶着墙壁呕吐不止。 桶里塞满了燃烧的炭火，狱卒还在不停地用蒲扇煽风，确保那骇人的高温能将人的意志彻底摧毁。 这是清代酷刑“烧八筒花”的变种，专门用来对付最“硬”的骨头。每一次呼吸，滚烫的空气都像刀子一样割着肺部。 木桩上的男人，名叫牟永大。他的身体因剧痛而剧烈颤抖，汗水混着血水浸透了破烂的衣衫，指甲在粗糙的墙壁上划出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审讯官罗君彤站在阴影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要从这个共产党嘴里撬出川陕苏区和“绿衣社”的机密。 只要牟永大松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可几个时辰过去了，除了因剧痛发出的闷哼，他听不到半个字的求饶。 牟永大，这个本可以安逸一生的富家子弟，究竟是什么让他选择了一条如此惨烈的道路？ 时间倒回1919年，14岁的牟永大还是达县的一个热血少年。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书房里常年挂着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成了他最早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他也跟着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那颗救亡图存的火种，在那个夏天，深深地烙进了他的心里。 6年后，在上海求学的牟永大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再是一个迷茫的青年，而是找到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信仰。1933年，他受中共川陕省委指派，潜回敌后，建立了一个名为“绿衣社”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就是为了针锋相对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蓝衣社”。 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刺探情报，还要为根据地筹集急需的武器、药品和资金。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牟永大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向敌人的心脏。他领导“绿衣社”获取了大量关键情报，一次次帮助川陕苏区化险为夷。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斗争，远比正面战场更加凶险。 1934年，不幸降临。由于叛徒出卖，牟永大在执行任务时被捕，随即被投入达县监狱。 敌人先是动用电刑。强烈的电流穿过他的身体，内脏如遭锤击，皮肤被电线烙得焦黑，他甚至被折磨到大小便失禁。 可当他从昏迷中苏醒，面对的却是前来劝降的昔日“同志”。 那人一身锦衣华服，与牟永大囚服上的污秽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他“苦口婆心”地描绘着投降后的美好生活。牟永大看着他，突然笑了，沙哑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我身在狱中，心却在外面；你身在外面，心却在狱中。”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便有了开头那惨绝人寰的“铁桶炮烙”之刑。 酷刑没能让他屈服，反而让他在狱中成为了精神领袖。难友们回忆，他拖着被烧得腐烂、伤口生蛆的身体，依旧为大家讲解马列主义。 行刑的消息传到了牟家。他的家人悲痛欲绝。母亲陈氏变卖了祖产，筹集了30块大洋——这在当时足以买下三亩良田。她用这笔钱买通了狱卒，只为在儿子生命的最后时刻，能为他拍下一张照片。 那天下午，监狱的天井里，寒风刺骨。牟永大被粗暴地拖了出来，他身上那件破旧的棉袍早已被撕裂，狰狞的伤口裸露在空气中，让他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 当摄影师架好相机，镜头对准他时，这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男人，却猛地抬起了头。 他的双眼不再浑浊，而是射出两道炯炯有神的光芒，“咔嚓”一声，历史定格。这张照片，成为他留给亲人和世界最后的影像。 1935年1月25日，行刑日。 达县监狱外的刑场上，一座1.5米高的铸铁熔炉正喷吐着蓝橙色的火焰，周围的空气都被烤得扭曲。牟永大被押到炉前，审讯官罗君彤拔出枪，厉声喝令：“跪下！” 牟永大挺直了那几乎要被折断的脊梁，冷笑道：“我的膝盖，只跪天地父母！” 恼羞成怒的士兵冲上去，想强行按倒他。他猛地一挣，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罗君彤怒吼：“罗师座，你且看着，你的头颅何时会悬挂在城门之上！” 这一声石破天惊的怒吼，彻底激怒了敌人。罗君彤挥手下令，几名士兵将牟永大抬起，扔进了那座燃烧的熔炉。衣袍瞬间化为灰烬，撕心裂肺的呼喊被烈焰吞噬，最终只剩下铁器碰撞的刺耳声响。 这一年，牟永大年仅30岁。 他的生命在烈火中终结，但他的精神却化作了不灭的星火。 如今，那张珍贵的照片被收藏在达州市烈士陵园。照片上的牟永大，虽然身戴镣铐，衣衫褴褛，但那“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穿透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依然震撼着每一个注视着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