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

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说他胡说八道……   陆士谔这个人，名气不算大，但在那个时代，敢写敢说的人不少，他算是其中一个。他的本职是医生，但不满足于治病救人，偏要动笔写小说，还写得极有想象力。   他1910年发表的《新中国》小说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中国”：彻底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没有外国租界，社会公平，科技发达，不仅有飞机，大街上还有“电车”，甚至人类可以搭乘飞船探索太空。   他用“梦”来包装这些设想，说是自己梦到的未来。这种说法看似荒唐，其实是最安全的表达方式。在清朝这个时代，讲这种“未来幻想”是极危险的，他用梦来开脱，实际上是裹挟着大胆的政治主张。   讲真，陆士谔的“预言”之所以被当时的鲁迅批驳，说他“胡说”，不是因为鲁迅看不懂，而是因为当时的现实太惨烈，谁都看不到希望。   那个年代，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洋人横行，百姓受苦，清政府已经是扶不上墙的烂泥。陆士谔敢在这种局势下写出“新中国”的美好图景，自然显得格格不入。   可今天回头看，他所描绘的许多设想，竟然在新中国一一实现了。治外法权？彻底废除。租界？早就收回。高楼？现在一线城市比他想象的还要密集。飞船上天？神舟早就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嫦娥也奔月了。   而他提到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在清末其实已通过日本等国传入中国。清末很多先进知识分子都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对马克思主义也已有初步接受。   陆士谔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在小说中提到的“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距”“政府为人民服务”等理念，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   当时的清政府毫无改革诚意，官僚腐败，陆士谔显然是对这种体制失望至极，才会在小说中幻想出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   鲁迅批评陆士谔，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立场。鲁迅当时关注的是现实，强调要直面苦难，不愿意用“幻想”来麻醉人民。   他看陆士谔的小说，觉得这是“乌托邦”的幻想，甚至可能让普通人产生“未来会自动变好”的错觉，从而丧失对现实的批判力。   所以他对陆士谔的批评，并不是纯粹否定其内容，而是对其表达方式和效果的担忧。鲁迅是现实主义者，而陆士谔更像是一个希望主义者。   这场“梦境”与“现实”的激烈对撞，恰是清末思想界的生动缩影。彼时，人们既怀揣着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又保有对当下困境的清醒认知，复杂心境可见一斑。 陆士谔的“梦”之所以值得今天我们重读，是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压抑，也表达了对未来某种坚定的可能性信念。   我们不能把他的小说简单当作“神预言”，更应该看到他背后的理性思考。他并不是在胡说，而是在用文学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好？   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超出了陆士谔的“梦境”。这其中当然有历史的偶然，也有时代的必然。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体系，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人称陆士谔为“命中注定的预言家”。然而，与其说他精准预言未来，毋宁说他敏锐捕捉到了中国社会“变”的趋势，以超前之姿感知时代发展的暗流涌动。他的“梦”不是迷信，是看到了希望的种子在泥泞中悄悄萌芽。   回头看，陆士谔和鲁迅，一个用幻想表达希望，一个用批判直面现实，他们并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角度不同。两人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剪影。   陆士谔让我们看到，被压抑的年代里，依然有人敢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今天能坐在高楼里看着飞船升空，或许也该感谢那个在1910年写下“梦中国”的人。他的“梦”不是空想，而是一种勇气，一种试图跳出时代限制的思维实验。 素材来源：陆士谔《新中国》百年后再版 曾精确预言上海世博(2) 2010年01月25日 14:38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