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主席在抗大讲课，讲得非常精彩，可就在这时，主席耳边竟响起了一阵阵呼噜声，有一位学员听睡着了！ 1937年的陕北延安，抗大的操场就是课堂，土台子当讲台，学员们围着黄土坐下，毛主席正给大家讲辩证唯物论。 讲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绕口的洋名子时，台下忽然飘来一阵呼噜声。毛主席往下一看，前排有个矮个子少年歪着头，脑袋还一点一点的，睡得正香，这孩子就是16岁的刘炽。 那时刘炽年纪小、个头矮，每次听课都被安排在最前面，可哲学课太深奥，加上毛主席带着湖南口音，他听着听着就困了，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有人想伸手戳醒他，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轻声说：“别戳，这孩子昨晚没睡好，让他睡够。” 课讲完了，毛主席走下土台子，弯腰托起刘炽的下巴，笑着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晚上早点睡，上课就不困了。” 这事儿过后，队里的队长虽批评刘炽：“在毛主席跟前睡觉，丢了全队的脸。”可也疼他年纪小，知道他扛不住这么深的课，干脆把他调到了红军人民剧社。 这一调，可算把刘炽的路走对了，在此之前，他还是西安城里跟着三仙庙古乐队学吹笛、在西京印书馆当童工的苦孩子，从这往后，他才算真正摸到了音乐的门。 谁也没想到，当年在课堂上打盹的少年，后来会写出让全中国人都跟着唱的歌。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沙蒙找到刘炽，想让他给《上甘岭》写首歌。 那时候不少音乐家瞧不上电影音乐，觉得太简单、没艺术水准，可刘炽接下任务就扎了进去。 他把《上甘岭》的剧本翻来覆去读，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饿着肚子还坚守的故事，看得他眼睛都红了。 一开始拿到的歌词没什么诗味儿，他总觉得不对劲儿，连夜找沙蒙商量，又请乔羽重新写了一版，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我的祖国》。 刘炽拿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歌词，反复念了好几遍，脑子里一下就冒出早年在黄河边听的艄公号子，还有在陕北采风时记的民歌调调。 那些小时候学的工尺谱、走村串户听的民间小曲，这会儿全涌了上来，再混着对祖国山河的念想、对英雄的敬佩，一段旋律不知不觉就从心里流了出来。 这就是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一条大河”。 刘炽的音乐能火几十年，不是因为调子好听那么简单，是他把自己的日子、自己的心全揉进了音符里。 他小时候在西安三仙庙打扫佛堂，庙里的古乐队教他吹笛、吹笙，还教会了他记工尺谱，他自己笑说这是“因穷得乐”。 15岁偷偷离开家，步行90里去云阳镇参加红军，北上延安的路上，他跟着队伍又唱又跳，被人说“像颗小火苗”，连名字都从“刘德荫”改成了“刘炽”。 到了延安，他跟着道情艺人学曲艺，往绥德、米脂的乡下跑，把脚夫唱的民歌、牧民哼的调子都记在本子上，这些东西后来全成了他的“宝贝”。 《我的祖国》里藏着山西民歌《小放牛》的影子，《新疆好》用上了维吾尔族音乐的弱拍起唱。 连《让我们荡起双桨》那种轻快，也是他跟着《祖国的花朵》剧组在颐和园和孩子们打水仗、赛船时，突然冒出来的灵感。 那天他喊着“快靠岸”，趴在船舷上就把旋律记了下来，前后也就用了一天。 更难得的是，他对祖国的情从来不是嘴上说说，是真往心里去。 创作《上甘岭》时，他看着剧本里战士们的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流，所以“一条大河”里既有家乡稻田的温柔，也有“豺狼来了有猎枪”的硬气。 后来写《英雄赞歌》，他读完公木的词还觉得不过瘾，自己添了四句副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这几句一出来，连公木都赞不绝口，说“这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他说：“对祖国的爱，不能是你爱我我才爱你的商品交换，得是一往情深。”他遭过挫折、受过委屈，可写出来的旋律里，从来都是对祖国的热乎劲儿。 不光是电影音乐，他写颂歌也有自己的门道。 六十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周总理点名让他写欢迎曲，他很快就写出了《阿布阿·萨多》，亲王和夫人听了特别感动。 后来亲王听到《祖国颂》，拉着周总理问：“这曲子谁写的？太有气魄了！”总理指了指身后的刘炽说：“就是他，刚给你写欢迎曲的也是他。” 《祖国颂》到现在还是欢迎外国元首的保留曲目，不是没道理的，那里面有太阳跳出东海的恢弘，有江河奔涌的壮阔，把咱们对祖国的骄傲全唱出来了。 其实刘炽留下的好歌远不止这些。 《翻身道情》把陕北道情改得有了新滋味，郭兰英唱着它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奖； 《第三套广播体操》的旋律一出来，多少人能想起小时候在操场伸胳膊踢腿的日子。 他总说“音乐是我心灵深处的语言”，他的音乐里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全是实打实的情，是对祖国“一往情深”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