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2年，勾践赐死文种，文种临死质问：“我帮你灭了吴国，你这就卸磨杀驴？”勾践冷笑道：“灭吴，我只要用了你的三个计策就够了，剩下的，你在地下跟先王细说吧！ 公元前472年，越国功臣文种的生命，被一把剑画上了句号。这把冰冷的铁器，和他曾献给勾践的七条灭吴奇谋，构成了一对权力场里最残酷的悖论。 他的智慧，明明是兴邦的利器，最后却成了自己的亡身之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得从那些计策和这把宝剑说起。 在勾践赐下那把剑之前，一场无形的清算，其实早就开始了。文种的功劳簿，被他的王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打了对折。 文种献上的七条计策，史载于《越绝书》与《吴越春秋》，每条都精准切中吴国命脉。其中，“捐货币以悦其君臣”“贵籴粟槁以虚其积聚”等计策，通过经济腐蚀与资源消耗，逐步瓦解了吴国的国力；而“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即献西施、郑旦于夫差，更直接导致吴王沉迷享乐、荒废政事。这些计策环环相扣，最终在公元前473年助越国攻破吴都，夫差自刎，越国成为东南霸主。 灭吴之后，文种与另一位功臣范蠡的选择，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范蠡早在灭吴前便察觉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性格特质，于是在越国班师回朝后，以“请退老于江湖”为由辞官，携带家眷悄然离开越国，最终定居陶地经商，成为后世所称的“陶朱公”。他曾多次写信劝说文种一同归隐，告诫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文种并未采纳。 文种不愿离开，既有对自身功绩的笃定，也有对越国未来的牵挂。他仍以国相身份，向勾践提出整顿吏治、发展农桑的十条治国方略，希望助越国巩固霸业。但此时的勾践，心态已发生根本转变。越国从被吴国压制的弱邦变为霸主，他的核心需求从“复仇兴国”转向“巩固君权”，而文种手中掌握的治国谋略与朝野威望，反而成了他眼中的潜在威胁——因文种既能以计策灭吴，若有异心，这些智慧同样可能危及越国统治。 勾践对文种的忌惮，还藏在一次刻意的试探中。灭吴次年，勾践以“论功行赏”为由召见文种，却在谈及治国理念时，故意与文种的主张相悖。文种坚持“以德服人”，建议轻徭薄赋以安抚百姓；勾践却强调“以威驭下”，主张加强刑罚以震慑臣民。两人争论半日，文种始终未妥协，这让勾践更加确信，文种的存在会阻碍自己的统治规划。 赐死文种的那把剑，并非普通兵器，而是当年夫差赐死伍子胥的“属镂剑”。勾践将这把象征“忠臣被杀”的剑交给文种，用意极为明确：他既想借这把剑警示朝臣，表明自己拥有如夫差般处置大臣的绝对权力；又想通过这种方式，隐晦地将文种比作“强谏而死”的伍子胥，暗示文种的固执已触犯君威。文种见剑后，便知勾践杀意已决，他想起范蠡的劝告，再回顾自己辅佐勾践从会稽山之辱到灭吴称霸的十九年，最终叹出“大恩不报，大功不还”的悲语，自刎而亡。 从历史脉络看，文种之死并非简单的“卸磨杀驴”，而是封建王权集中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勾践作为从逆境中崛起的君主，极度渴望掌控一切，而文种的智慧与声望，在和平时期已超出他能容忍的“安全边界”。这种因功获罪的悲剧，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反复上演，从韩信被杀到李善长蒙冤，本质上都是权力对功勋的碾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