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7个教导旅，三旅是战力天花板。 三旅，旅长杨勇是上将，政委苏振华也是上将，副旅长王秉璋中将。杨勇、苏振华后来都是军中响当当的人物，能在115师当旅长政委，本事绝对过硬。三旅配置均衡，没明显短板，打仗时上下一心、战术犀利，战斗力绝对最猛，堪称115师教导旅里的战力天花板！ 山西那年入秋早，山头的风一吹，兵的衣服就哗啦啦响。 八路军115师有七个教导旅，其中第三旅，打得最硬，名气也最大。旅长叫杨勇，湖南人，说话带口音，人不高，动作利索。打起仗来不吭声，喜欢盯着地形图，一根烟能叼半天。 有老兵说，他不是那种一看就神气的人，可只要跟着他打过一仗，心里就有底了。 杨勇早就参加红军了，十几岁就上了山，那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 他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干活早，胆子也大。一开始是搞宣传的，后来当连长、政委。 身上的伤不少，有一回头皮被子弹划开，一边流血一边带兵往前冲。部队里都知道他吃得了苦，话也不多，说话不拐弯。有时候脾气一上来，也会拍桌子，但从不乱发火。 1937年，平型关战役，杨勇带的是343旅下属的686团。 任务是负责中路拦截。他带兵在山上蹲了两天，夜里冷，士兵全身打颤，不敢动。 等日军车队进了伏击圈，他一下挥手，全线开火。那仗打得快，枪声、手榴弹、白刃战混在一起。杨勇在前线指挥，左肩中了弹，没下火线。有人后来说，那仗让八路军出了名，也让杨勇立了声威。 到了1940年，115师进行整编，组建七个教导旅。 杨勇被任命为第三旅旅长，政委是苏振华。一个管打，一个管人，这对搭档谁也不抢风头，合作得挺好。三旅的规矩严，掉枪罚，迟到罚，训练不合格的直接退回原单位。部队里没人敢松懈。杨勇说话直：“打仗不是演戏，掉链子就得死人。” 1941年初，鲁西地区日伪军活动频繁，三旅奉命展开围点打援战术。 潘溪渡那仗就是这么打的。杨勇提前几天带人踩点，把地形摸了个遍。敌人增援时，他命令分兵两路，切断援线，主力围点。打完一整夜，天亮后地上都是弹壳和血。三旅伤亡也不轻，但目标拿下了。总部分析说，这是平原地区进行歼灭战的成功范例。部队也确实涨了士气。 后来敌人对三旅更警觉了。杨勇也调整打法，开始注重情报和伪装。 部队有时候装成民兵，有时候干脆扮做运输队。战术变灵了，人也更警觉。他常说一句话：“仗不是光靠勇气打的。”这一点，苏振华也认同。两人有时半夜还在搭帐篷里琢磨明天怎么走、怎么打，意见不合的时候争得挺凶，但从没吵翻过。 抗战后期，杨勇升为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那时日伪据点多，地盘零碎，他带人一处处拔。拔点不光靠打，还得靠地方工作。他常自己下村，跟村干部一口一口拉话。兵都说：“旅长不怕累，比我们走得还快。”那几年，三旅清理了两百多个据点，还新设了六个县的政权。 1947年，鲁西南战役开始。杨勇已经是第一纵队司令员。 他带部队强攻国民党黄河防线，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打到最后，敌人一个整编师和两个旅全被吃下。这是解放区首次独立攻坚歼灭大兵团。那之后，野战军发通报表扬，名字排在前几位。部队里传话说：“杨勇这回，打得像记账一样清楚。” 淮海战役期间，他指挥部队在张公店、双堆集连续作战，歼敌一万多。 战斗中俘虏了一个副军长，押送的时候，杨勇没戴军帽，只拿了根棍子，一边走一边听俘虏说话。别人问他怎么看俘虏，他说：“打得赢，不怕他嘴硬。”他不喜欢嘲讽失败者，觉得打仗是打仗，做人还得讲个分寸。 抗美援朝那年，他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金城战役是重点任务。那段时间冷得吓人，部队吃不饱，冻伤严重。他自己也没穿棉裤，每天蹲在指挥所，看地图、听前线汇报。有人见他用火烤脚，顺手拿饼干给兵吃，说：“我不饿。”其实他饿得脸都黄了。仗打下来，敌人退了，志愿军拿下阵地。他那兵团在通报里被点了名，说“攻坚有力、协调准确”。 打完仗回国，他当上北京军区司令员。 一段时间里，全国军区都在学郭兴福教学法，杨勇亲自抓。 有人嫌麻烦，他不吭声，带头下连队。他到训练场看的时候，士兵动作稍慢一点他都看得见。 训完了，跟新兵一起吃饭，不说客套话。他讲：“打起仗来，分不出谁是老谁是新，站不住就全垮。” 1980年，总参办了个小型欢迎会，花了四百块。 纪委批评后，杨勇写了报告，自己掏钱补上。他说：“这事不该发生。”写完报告，他那天没去食堂，在办公室吃了几口咸菜。有人问他是不是生气，他说没生气，“只是丢人。” 他跟毛主席接触不少。长征时，主席拍他肩膀说：“你这小子猛得很。”延安时说他“文武双全”。文革中，有一次毛主席打电话找他，听了几句就笑了：“你还是那样直。”杨勇没多说什么，只说：“我没变。”那年他被撤职，关了办公室，兵都替他不平。他说：“组织说的，我听。”那几个月，他天天去图书馆看军事资料，见人还点头打招呼。 1983年1月，杨勇病逝，北京那天飘了雪。追悼会不大，很多老兵站在外头没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