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位广西女子自称是毛主席的女儿，工作人员认为对方是骗子，毛主席却连忙表示：“让她来，我想见见她。” 岑荣端出生在1939年的广西贺县一个普通家庭里，从小在当地长大，属于壮族血统。她上小学时就表现出对舞蹈的兴趣，常常跟着村里的活动学跳。1951年，她12岁，被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文艺队吸收，成为一名文艺兵。从那时起，她开始系统学习舞蹈，参与部队的文艺表演。几年后，她调到北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继续担任舞蹈演员。1958年，文工团接到任务，选派演员到中南海参加活动。她被选中，第一次为毛主席伴舞。毛主席注意到她，问起姓氏和老家。她回答来自广西，毛主席提到她可能是壮族，她说入伍表格填的是汉族。周恩来在一旁说壮族汉族都是一家人。毛主席让她回家确认，她后来问父母，证实祖上是壮族。 毛主席夸她舞蹈有节奏，她说从小喜欢，12岁进文艺队。此后，她多次到中南海伴舞，成为常客。每次活动，她都按时参加，跳集体舞或单独伴舞。毛主席常和她聊工作。1966年，她最后一次伴舞，即将调往新疆。她提出帮毛主席梳头，毛主席同意，说除了亲生女儿，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还说感觉在广西有女儿。毛主席送她一本签名书，并念岳飞的满江红。她接过书离开。她先到新疆春雷文工团工作，到1969年复员，返回地方。1972年，她调入广西艺术学院，当舞蹈老师，教学生舞蹈课程。 岑荣端教书时，常回想中南海的日子。1973年，她写信给毛主席，开头称爸爸，提到八年过去，无论在天山脚下还是西江河边，都在想念，并盼再见面。信末署广西女儿岑荣端。信通过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转交。王海容对毛主席说有封来自广西的信，自称广西女儿。工作人员认为寄信人是骗子，不该理会。毛主席听后回忆起她，立刻说让她来，想见见她。王海容记录指示。几个月后，王海容回信给岑荣端，说毛主席看了信，身体好，还记得她。不久，岑荣端收到邀请，去中南海见面。她从广西出发，到北京。 岑荣端的故事反映出那个时代领袖与普通人的联系。她一个广西文艺兵，通过伴舞机会，建立了这种纽带。毛主席对她的关注，不光是个人层面的，还涉及对广西地区的了解。他问起她的民族背景，实际也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的重视。岑荣端后来确认壮族身份，这让她更认同自己的根源。她的经历从部队文艺工作到地方教学，跨越了多个阶段，却始终保持对过去的记忆。写信这一步，源于长期积累的情感，信件转交过程显示了当时的通信渠道。工作人员的疑虑很正常，那时防范意识强，但毛主席的回应化解了误会。这件事说明，真实的情谊能突破层层关卡。 1974年，岑荣端带丈夫孩子到北京，自己去中南海见毛主席，住了5天。每天陪毛主席散步，问广西百姓生活，她回答当地情况，两人谈广西历史。毛主席写大藤峡三个字送她。后来，这字刻在广西桂平大藤峡石壁上。毛主席送她300元钱和一本签名书，签名写岑云端。她离开后改名岑云端。1975年，她再到北京见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身体弱，眼睛视力差，本不见客，但听说广西女儿来了，破例见面。两人简短交谈，她道别离开。1976年，毛主席逝世，她从广西赶到北京，参加告别仪式。 岑云端的改名源于毛主席的签名，这成了她生命中的标记。她从文艺兵到教师的转变，体现了普通人的人生轨迹。毛主席送的字和大藤峡的刻石，成了广西当地的一段历史印记。这反映出领袖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大藤峡本是广西的历史地名，毛主席书写它，连接了个人故事与地域传承。1975年的见面已是最后一次，那时毛主席健康状况已变，但仍接见她，显示了对这份情谊的看重。1976年的告别仪式，她作为普通一员参与，结束了这个故事。 整个事件从1958年伴舞开始，到1976年结束，跨越近20年。岑云端的生活轨迹普通，却因与毛主席的交集而独特。她没特殊背景，全凭舞蹈才华进入那个圈子。毛主席对她的称呼“广西女儿”，不只是随意，而是基于多次互动形成的。工作人员的误判，也提醒了那个年代的谨慎氛围。但事实证明，这份联系是真实的。岑云端退休后，过着平静日子，很少公开谈及这些，保持低调。这段往事如今通过回忆流传，成了历史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