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夜，新四军通讯员徐敏正准备上茅房。突然，被一个壮汉抱到了床榻上，她心跳加速，只听那人俯在她耳边，低声说：“丫头，别乱动，现在你是我老婆。” 这一句话，让她彻底愣住，徐敏认出了声音，他是村里那个叫“老江”的庄稼汉。 她想推开，可那男人又紧紧抱住她。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粗暴的吼叫和撞门声：“开门！搜共产党！” 徐敏这才明白过来。 老江松了手，扯过被子盖在她身上，自己一屁股坐到床边，学着半醉不醒的样子。 几名国民党士兵闯了进来，提着枪，四下乱翻。 老江装出一脸慌张，低声说：“官爷，我老婆病着，正歇呢。” 一边掏出几块铜板塞过去，士兵嫌脏，但还是收下钱，骂骂咧咧走了。 门一关，屋里只剩两人，空气里全是土腥味和汗味。 徐敏掀被跳下床，没说一句话，只是拿起包裹就往外走。 老江靠在门边喘气，没拦她，也没解释。 她跑出村子，脚底的泥溅了一身，沿着小路一直跑到天亮。 第二天，枪声传遍了嘉义镇。 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的杨森部突袭新四军通讯处，几十名同志被捕，被当场枪杀。 那场血案，后来被称作“平江惨案”。 而徐敏，因为那晚老江的机警，逃过一劫。 那一年，她才22岁。 徐敏原名陈庭玉，出身贫农，她识字不多，却心思活，早年帮乡里人教妇女识字。 1937年，她偷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当宣传干事。 她的工作是印传单、送情报、藏文件，一天要跑好几个山头。 她没枪，也没功勋章，背上背的是竹篓，篓里有时候是宣传资料，有时候是机密文件。 国民党搜查紧的时候，她就装成农妇，在地头插秧。 那年她嫁给了同是通讯处干部的黄耀南，两人一个负责外联，一个负责宣传。 夫妻很少能见面，碰头也就是交换几份文件，可他们都明白，这是为了更大的事。 平江惨案后，通讯处几乎被连根拔起，徐敏三天三夜没睡，一边哭一边整理遇难名单。 她亲手写下那些名字，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那一笔一画，都像刻在心上。 组织把她调往江西，之后又去了江苏宜兴。 她换过七八个身份，有时候是茶馆老板娘，有时候是假工程师的妻子。 最危险的时候，是在上海的日子。 那时的上海，日本宪兵到处是，街上戒严。 徐敏租在法租界一间阁楼里，白天买菜，晚上抄情报。 有人跟踪她，她就故意绕几条街；有人敲错门，她就从后窗翻出去。 一次空袭，她趴在窗边看炸弹落在远处，心里一点也不怕，反而想着明早的文件怎么送出去。 她说过一句话：“怕有啥用，怕了也得干。”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那天她在街上看到解放军开进城，激动得脱鞋就跑去跳舞，鞋跟断了，鞋飞出老远。 这辈子，她从来没那样笑过。 后来她定居上海，一个普通小屋，一张旧木床，连奖章都没挂。 有人问她：“你是老革命，咋这么低调？” 她只笑，说：“革命不是留名，是活下去。” 晚年接受采访时，记者问起她最难忘的事，她没提平江惨案，也没提上海地下工作，只轻轻说了一句：“那晚，要不是老江机灵，我早死了。” 她说完，笑了，眼角却湿了。 她后来去打听过老江，听说他1942年那场大饥荒饿死在地头，手里还握着一把观音土。 她沉默了很久，只叹一句：“好人命短。” 1982年，徐敏病逝，她没留遗嘱，只留下几本笔记和一张旧照片。 照片上，她站在稻田边，头发乱，笑得干净。 她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把命交给了信念。 她的勇气，不在于冲锋陷阵，而在于一次次选择继续，哪怕明天会死，也要今天送完那份文件。 乱世里，英雄不是天生的。 老江用一句谎话救了人，徐敏用一辈子的坚守救了信仰。 有的人，在枪声中成了传奇；有的人，在沉默里撑起了黎明。 徐敏就是那种看似平凡，却能在黑夜中留下一道微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