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陈宝仓将军牺牲后第八天，另一上将以“通敌叛国罪”被枪杀。 台北六月的雨，下个没停，天都是湿的，灰蒙蒙一片，好像谁拿墨汁在天上抹了一把，马场町那地方的枪声比雷声来得还早，八天时间，两拨人就这么没了，前面是吴石他们，后面是陈仪，死法都一样，可这背后的事儿，完全不一样。 刑场那天，站着四个人，吴石，陈宝仓，朱枫，还有聂曦，都是为了几张写了字的纸，一份情报，弄回来就算成了，没想过发财，也没指望升官，只要消息能送到就觉得值了，地下工作这事儿，线头太多，脑袋得一直低着，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蔡孝乾一扭头，几十年的功夫全打了水漂，线一下子就断干净了。 八天一过，还是那个地方，枪声又响了，这次是陈仪，这人可不是什么特务，也不是地下党，从小就跟着蒋介石一步步往上爬，大官当到头了，台湾第一任行政长官，还兼着总司令，他出事不是因为被谁查出来，是自己人给送进去的，汤恩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跟养儿子似的，最后捅刀子的就是他，这事儿谁看着都觉得别扭，可它就这么发生了。 吴石他们那条路，是走在暗处的，碰个头都不敢见光，递消息跟玩命一样，每一步都像踩在钢丝上，蔡孝乾一变卦，整个台湾的地下组织都完了，几十年拉起来的线，说没就没，陈仪不一样，他走的是明路，角色摆得正，官也当得大，犯的错不是被抓了把柄，是信错了人。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那件事，陈仪处理得太急，蒋介石看他不顺眼，直接给撤了，这就算是提前给了个警告，那会儿他心里估计也清楚，这摊子事不好收拾，一九四八年又把他叫出来，去当浙江省主席，没人明白他为啥又接了这个活儿，干得也不怎么上心，那样子就好像在等着什么变故。 陈仪一到杭州，不讲那些虚的，回头就跟秘书说，宁可不当这个官，也不能再让老百姓遭罪了，快七十的人了，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毛森那时候到处抓人，说要稳定社会，想一锅端，陈仪让人全送到反省院去，能放的就放，能拖的就拖，反正杀人的事他不干，毛森气得不行，直接请长假，陈仪大笔一挥就批了，毛森一走，抓的那批人里头，不少就给放出去了。 中秋节，陈铭枢跑来杭州，俩人跑到楼外楼喝酒，陈铭枢问他到底怎么个想法，陈仪端着杯子就回了一句，你们早年反蒋，那条路走对了，陈铭枢送了他一首谭嗣同的诗，陈仪对着那首诗看了半天，西湖上的月亮那么圆，他的眼神却沉下去了，估计那天晚上，心里头就有了谱。 年底，地下党的胡允恭找上门，两个人关起门来聊，陈仪说自己手里没多少兵，真要打也打不起来，最多就是不抵抗，汤恩伯跟他关系铁，要是汤恩伯也不抵抗，这事儿就有戏，汤恩伯能有今天，全是陈仪一手拉扯的，帮着写信去日本留学，又推荐给蒋介石，说这是个军事奇才，还出钱资助，连自己的义女都嫁给了汤的亲戚，蒋介石也真给面子，五年就把汤恩伯提拔成了司令。 陈仪就认准了汤恩伯会念这份情，一九四九年初，提笔给汤写了封信，分析局势，提出办法，没一句狠话，全是掏心窝子的话，让丁名楠送到上海，汤恩伯看了信，脸色变来变去，只说要想想，一个礼拜没动静，陈仪还不死心，又写了一封，这回连条件都开好了，汤恩伯直接把两封信连带谈话记录，全交给了毛人凤，毛人凤拿着东西去找蒋介石，蒋介石一看就炸了，桌子拍得山响，三天后陈仪被撤职，一个礼拜后就关进了监狱，又过了三天，直接押到衢州，关进了死牢。 押走那天，陈仪自己说，“糊涂了一辈子，就这件事做对了”，自己提拔的“儿子”背后告密，一个想跟共产党讲和的国民党老将，这命肯定是留不住了，他自己反倒好像松了口气，到最后都觉得这步棋没走错，年纪大了，能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没什么后悔的，就是认定了。 一九五零年春天，陈仪被押到台湾，先是关在旭丘宾馆，后来又转到励志社，林蔚来来回回劝他好几次，让他写个悔过书，说蒋介石还念旧情，写了说不定能活命，陈仪连笔都不拿，说自己没错，认什么错，这不是犟，是心里头彻底想明白了，五月十九号，蒋介石签了字，同意枪决。 行刑那天，蒋鼎文亲自去安排，饭菜摆了一桌子，鱼啊酒啊都热着，陈仪就看了一眼，筷子都没动，就说了句走吧，到了刑场，天还亮着，陈仪穿着囚衣站得笔直，对着行刑的人说，往我头上开枪，他自己一步步走过去，嘴里还喊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三枪下去人就倒了，尸体是他弟弟陈公亮收的，葬在了台北。 说到底，陈仪的选择，其实是八天前那群人生命的延续，吴石他们是信仰摆在前面，身份藏在后面，偷偷摸摸干了几十年，就为了有一天能站出来说自己没白活，陈仪是身份摆在前面，信仰到了最后才亮出来，他先是个大官，到最后关头才转身，不喊口号，不发声明，就是一次次地放人，挡着不让杀，写信去策反，拒绝低头认错，最后在刑场上喊出那句人死精神不死，他知道自己醒悟得晚了，但不想再错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