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00名乌克兰专家援华建功，可在采访时竟哭成一片，他们在中国到底过得怎样？又是什么让这些专家情绪失控？ 1997年，央视的镜头对准了一位乌克兰老人，他叫巴比奇·瓦列里。当一枚象征荣誉的“友谊奖”徽章别在他胸前时，这位前苏联顶尖的航母设计师突然捂住脸，泣不成声，泪水打湿了勋章。 这滴眼泪，到底是什么味道？是苦，是甜，还是五味杂陈？它其实像一枚棱镜，折射出一个知识分子被时代碾碎的尊严，也映照出一次跨越国度的知遇之恩。 苏联解体后，那些曾经撑起红色帝国脊梁的军工体系，一夜之间崩塌了。安东诺夫设计局订单中断，黑海造船厂设备变卖，实验室沦为废品仓库，知识，瞬间变得一文不值。 工程师们穷到什么地步？一个月工资8美元，连面包都买不起，毕生心血画出的设计图纸，那些本该藏在保险柜里的国之重器，被成捆地拿到黑市上，只为换回几斤土豆或一块面包。 有个工程师的妻子，实在受不了孩子饿得直哭，背着丈夫把一叠珍藏的发动机图纸给卖了。巴比奇自己的妻子，也无奈卖掉了结婚时的金戒指，就为了换点面粉，对他们来说，尊严在饥饿面前，脆得像纸。 老巴比奇说，那段时间，他和家人就靠土豆熬粥，一锅粥能撑半个月，留在乌克兰的老同事，后来只能靠捡废品过活。 所以，镜头前那滴泪，首先是苦涩的，是委屈，是对知识被按斤贱卖那段日子的后怕和悲鸣。 然后，一群来自中国的“有识之士”出现了，他们没有像西方那样，只想挖走人才顺便设置技术壁垒，而是带着十足的诚意，发出了平等的邀请。 到了中国，这约200名专家首先感受到的，是生活上的尊重，月薪800美元，在当时是天壤之别。 住的是带暖气的两居室，比他们在基辅的旧房子还好，科研单位甚至专门请了乌克兰厨师，让他们能随时喝到家乡的红菜汤，吃到黑面包。 更让他们动容的，是对“人”的关怀，专家的家属看病有专门通道，巴比奇的妻子有关节炎，中方派了中医上门针灸送药。 孩子们被安排进了双语学校，还配了乌克兰老师，一位专家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打电话给女儿报平安时，在电话那头就哭了。 这种尊重，远超物质层面。中国要的不是几张图纸，而是这些科学家的头脑和梦想，他们没有被当成“外援”供起来，而是直接被推到核心岗位，赋予了话语权和决策权。 中方直接问巴比奇：“你有什么在苏联没能实现的梦想？我们帮你实现。”于是，一个比原先黑海造船厂设备更先进的航母结构实验室，在青岛拔地而起。 他梦寐以求的“甲板抗冲击实验”项目，也拿到了专项拨款，他终于可以甩开膀子，重新做回一个“真正的工程师”。 所以，那滴眼泪也是甜的，它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被捧在手心里的感激，是从一个“卖图纸的匠人”回归到一个“创造未来的科学家”身份的狂喜。 这更是一场“双向奔赴”。这些专家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运-8运输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操作机组从三四个人减到两人，载重还提升了3吨，这直接催生了后来的运-9。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大型燃气轮机、052型驱逐舰，都因此缩短了至少十年的研发进程。 而这些专家和他们的家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归宿，很多人退休后选择留在西安、青岛这些城市，安度晚年。他们的孩子在中国长大，考入中国的航空院校，继续父辈的事业，其中一位专家的女儿，还拿了“汉语桥”冠军，能用流利的中文写诗。 巴比奇在自传里写道：来中国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那滴泪，最终是对未来的踏实。它见证了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如何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同频共振，共同谱写了一段佳话。 参考资料：环球网——俄媒：乌克兰军工专家举家来华，俄在这事上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