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曾说：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不足，有人认为中国人热衷于存钱而不愿消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唯有将现有的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破解这一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刘元春在一次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消费率偏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居民天生喜欢攒钱，而是工资水平长期偏低所导致的。听起来很直白，却戳中了问题的核心。 试想，如果大多数人的收入有限，面对房租、孩子教育、医疗、养老等一大堆生活开支，哪怕心里想消费，也很难真正拿得出钱来去购物、旅游或享受服务。换句话说，这不是消费意愿的问题，而是消费能力的问题。 刘元春进一步解释，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投资，尤其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工业建设，但对民生保障的投入不足。 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模式，让政府的钱更多流向了高速公路、地铁、机场这些硬件建设，而民众的生活成本和保障却没有得到同步改善。结果，很多家庭不得不把有限的钱花在必需品上，能消费的余地被大大压缩。 这种现象在一线城市尤为明显：房价高企、医疗教育费用上涨，让很多年轻人宁可节省，也不敢轻易消费。刘元春用数据指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最受制约，他们手里可自由支配的资金非常有限，这直接拖累了整体消费水平。 在分析了问题的症结后，刘元春提出了他的解决思路。他认为，关键在于政府的角色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模式偏向“投资型”，擅长动用财政资金推动大型项目，但在服务民生、保障社会基本需求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刘元春建议，政府应更多地向“服务型”转变，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完善医保体系，提供更多保障性住房，这些措施能够显著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简言之，如果民众不再为生存担忧，有了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他们就会更有底气消费，也就能推动经济内部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春特别强调了低收入群体在消费增长中的重要性。相比于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把每一笔收入都用在日常生活上，他们的消费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如果通过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或者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补贴、教育资源和住房保障，不仅可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直接刺激消费市场。换句话说，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保障，是提升整体消费率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这一点非常现实，也非常接地气：当一个家庭的孩子教育、老人医疗不再成为沉重负担，父母自然会有更多的钱花在改善生活质量、享受娱乐、出行旅游上。 除了收入和保障问题，刘元春还指出，提升消费还需要增强民众的消费信心。很多时候，消费者犹豫不决，并不是因为不想花钱，而是对未来经济环境感到不确定。房价、就业、医疗等因素，都会让人们选择“先存钱，后消费”。 因此，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的同时，还要通过稳定经济环境、控制物价、提供可预期的政策来增强居民信心。只有当人们感到生活有保障、收入稳定、未来可预期时，他们才敢大胆消费。 刘元春的观点引起了广泛讨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触及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拉动，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这种结构性问题不是简单呼吁居民多花钱就能解决的。 刘元春提出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必须从政府层面入手，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让民众的收入和生活保障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从而激发消费潜力。 实际上，刘元春的思路也与当前国际经验相呼应。在许多发达国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较高，这背后不仅是收入水平高，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在消费时无后顾之忧。 换句话说，消费增长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只有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收入分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提升消费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刘元春强调，这种政府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仍然坚持重投资、轻消费的模式，短期或许可以看到GDP高速增长，但长期来看，消费不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提升消费率，不仅能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也有助于社会公平和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这是一条双赢之路：一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消费意愿增强；另一方面，经济内部循环更加活跃，投资回报率和社会福利同步提高。 信息来源：刘元春：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关键是政府要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政府——人大重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