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三位母亲成就他的一生，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引医生落泪 1976年1月8日凌晨零点过后，北京医院十层的病房静得只能听见监护仪的嘀嗒声。吴阶平推开门，看到周恩来微微睁眼，便俯身询问病情。总理唇角动了动，声音轻若游丝：“吴大夫，别顾我，去看看其他病人。”这句交代，让白发斑驳的医学专家忍不住红了眼眶。往事忽至，谁也没想到，一位身处生命尽头的国之栋梁，念到最后的仍是他人而非自己。若追根溯源，这份宽阔的胸怀与早年的家教密不可分——三位母亲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他日后“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逝”的人格底色。 时间倒回七十七年前。1898年的淮安驸马巷春寒料峭，一声啼哭让周家堂屋灯火通明。年仅二十二岁的万氏抱着长子，笑言“愿他将来大展宏图”，于是取乳名“大鸾”。周家虽曾显赫，却因祖辈辞官过早而家道中落，门面需维持，债务却堆积，万氏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常带着孩子往来亲戚间筹措银两，也会在族人争执时从容调停。七八岁的周恩来就站在一旁，看母亲先听后断、缓言慢语解决纠纷。这些画面日后化作他处理复杂外交的雏形——先倾听，再定夺，绝不逞一时口舌。 命运无情。1907年秋，万氏因胃癌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岁。葬礼上，周恩来抹着泪，低声说：“娘教我以善待人，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被长辈视作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承诺。可家中风雨尚未停歇，嗣母陈氏撑起了空落的屋檐。 陈氏是苏北名门闺秀，琴棋书画样样心通。丈夫周贻淦早逝，她把全部情感倾注在侄儿身上。从识字到吟诗，再到读《岳飞传》《梁红玉》，都是在灯下与陈氏对坐完成。十岁那年，周恩来写了一幅“修身齐家”贴在堂前，陈氏轻拍他的肩膀：“先修身，后平天下，记得吗？”少年郑重点头。那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家国理想的认同，就是在陈氏反复讲述民族兴亡故事的夜里种下的。 不幸再度降临。次年冬天，陈氏染病离世。周恩来跪在灵前哽咽：“娘在，我知书达理；娘去，我自当砥砺。”此后，亲族再提生母、嗣母，他总以“干妈”“娘”区分，可情感深浅旁人一目了然。外界惊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何以同时承受两次丧母之痛而不沉沦？答案是屋外依旧忙碌的蒋江氏。 这位乳母出身农家，识不了几个字，却把质朴与勤勉刻进骨髓。她常牵着周恩来的手，去田埂拔草、去菜园浇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她最爱念叨的一句话。周恩来后来在延安给青年学生谈劳动观时提到：“劳作的人最懂因果。”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是蒋江氏的影子。更动人的是，少年赴天津求学，蒋江氏步行数百里只为送上一麻袋干粮，转身时鞋底已磨得露出草绳。多年后总理回忆此事，淡淡一句“这袋玉米饼，我一辈子没吃完”，台下众人唏嘘不已。 三位母亲，一位教会他处事柔和，一位赋予他文化根脉，一位让他懂得劳苦大众的价值。性格、情怀、初心，被层层浇灌，最终汇聚成“人民公仆”的精神坐标。有人说，周恩来为官数十年，却几近无私人财物，原因何在？答案可能很简单：家中几位母亲早已演示过何谓“舍己”。 这种情怀在共和国动荡岁月里，多次闪现。1946年重庆谈判，蒋介石设宴言辞锋利，周恩来从容以对，席间不卑不亢。西方记者事后提问他为何能在强压中保持礼貌，他反问：“母亲教的待客之道，弃了岂不笑话？”同年5月，他对采访者说已三十八年未回故里，“想替母亲扫扫落叶而不能”，那一刻铁骨铮铮的总理语气里难得有低沉，听者无不动容。 新中国成立后，灾害频仍。1964年黄河郑州段出现险情，他带着图纸淌着积水抵近决口；1966年邢台地震，他三进震区，不眠不休。警卫劝阻，他挥手：“我小时候看见房倒屋塌的底层百姓无处可去，如今我不去，他们找谁？”随行相片中，他裹着军大衣站在废墟旁，眼神和年少时站在母亲身侧并无二致——同样认真，同样急切。 1972年5月的那次尿检，把癌变的阴影摆到桌面。与病魔赛跑的三年间，他会见外宾六十余次，批阅文件数以千计。每一次麻醉醒来，他先问的是“几份电报没批？”吴阶平苦劝，他答：“病榻耽误一天，百姓的事就拖一天。”旁人听来近乎苛刻，可在他看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职业操守。或许，只有目睹了生母在借贷单据上按下泥印，才懂得“拖不得”三个字真正的重量。 弥留前夜，他把陪伴多年的警卫小赵叫到跟前，低声嘱托：“回淮安替我看看大鸾巷，帮我敬一炷香。”小赵眼睛瞬间红了——总理记挂的，不是高堂巨厦，而是三位母亲长眠之处。完成交代后，他才转向主治医生，说出了那句催人泪下的话。 上午九点五十七分，心电监护划出最后一道平线。消息传至中南海，许多工作人员蹲在长廊上失声痛哭。三天后，灵骨火化，邓颖超依嘱亲手撒向江河湖海——那正是他生前的愿望：“让骨灰继续劳动，做泥土、做浪花。” 淮安的民间至今流传这样一句评价：“周公一生厚道，是三位母亲合写的文章。”字未必工整，却道出事实。生母教他以温善为本，嗣母教他以国家为怀，乳母教他与泥土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