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双起点论意欲何为？ 丝绸之路的起点， 一个在西汉， 一个在东汉。 貌似很合理，证据很充分。 岂不知为了双起点， 拉长了历史空间。 为什么不拉长到隋唐呢？ 因为隋唐没有争抢的理由。 丝绸之路起点的唯一性， 正被私欲和地方利益侵蚀。 “西汉长安、东汉洛阳”的丝绸之路双起点论调，看似以朝代都城变迁为立论依据，实则是地方利益驱动下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扭曲。这一谬论通过混淆“开拓者”与“继承者”的本质区别、模糊申遗核心段与延伸段的明确界定，不仅无视丝路申遗过程中形成的国际共识与官方定论，更违背了申遗初衷，将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文化利益之上，其所谓“合理性”在历史事实、申遗磋商细节与民族文化认同维度面前彻底不攻自破。 一、历史逻辑的根本背离：起源性与延续性的本质割裂 双起点论的核心谬误，在于将“文明通道的起源”与“朝代都城的功能延续”混为一谈，违背了丝绸之路“起源唯一性”的历史铁律。丝绸之路的诞生并非简单依附于都城更迭，而是源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的开创性壮举——公元前138年，张骞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首次打通连接欧亚大陆的官方通道，使长安成为丝路文明纽带的源起之地，这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的历史事实。东汉时期洛阳虽为都城，承担了丝路贸易的中转功能，但这只是丝路网络的延伸与延续，如同接力赛中承接第一棒的第二棒选手，绝非“另起炉灶”的新起点。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主席米歇尔·佩赛特早已点破这一逻辑漏洞：“若将东汉首都洛阳视为起点，与丝绸之路开辟的时间相差巨大，逻辑上无法成立。”值得深思的是，双起点论为何止步于东汉而非延伸至隋唐？答案显而易见：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的功能互补关系明确，长安作为核心都城、洛阳作为陪都的定位清晰，无争抢起点的现实利益空间；而东汉都城迁移的历史细节，恰好成为部分地区争夺文化资源的“借口”，其选择性割裂历史的本质，正是私欲驱动下的历史解读偏差。 二、申遗共识的公然漠视：官方定论与国际准则的双重否定 丝路申遗的关键磋商环节，早已以官方定论和国际共识，从根本上否定了双起点论。国家文物局在申遗之初便明确表态，不同意洛阳以“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身份参与申遗，仅认可其作为丝路延伸段的城市定位——2006年河南提出参与申遗时，专家组最初并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最终同意其加入，核心原因是崤函古道等遗址属于丝路延伸遗存，而非认可其起点地位。 更具决定性的是申遗名称的变更：原拟定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为避免起点之争、确立长安的唯一核心地位，经多方磋商后正式更改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一调整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精准界定，正如丝路申遗关键协调人郭旃所言：“长安妙就妙在它是事实起点，决定了其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未来任何延伸都无法改变这一本质。” 教科文组织的申遗名录与遗产描述，进一步印证了长安的唯一起点地位。中国境内遗产中，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张骞墓等7处为直接关联丝路起源的核心遗存，河南的汉魏洛阳城、新安汉函谷关等4处则为延伸段遗存，主次关系一目了然。遗产描述中“从中国汉唐中央首都长安/洛阳延伸到中亚”的表述，此处的“/”仅体现都城功能的延续性，而非起点的并列关系，更未认可“双起点”说法。那些声称“申遗将西安、洛阳同时确定为东端起点”的论调，实则是对申遗决议的片面解读，将洛阳纳入申遗范围，仅因其是丝路重要组成部分，而非赋予其起点身份。 三、价值导向的严重扭曲：地方利益对国家文化利益的侵蚀 双起点论的背后，是狭隘地域利益对历史真相与国家文化利益的双重侵蚀。在文化资源成为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当下，部分地区为争夺丝路IP带来的旅游、经济红利，刻意淡化长安的起源性贡献，混淆“起点”与“节点”的概念，将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文化整体利益之上。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丝路申遗的初衷。 更值得警惕的是，双起点论对民族文化认同与凝聚力的潜在损害。历史文化的统一与认同，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根基。丝绸之路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标志性符号，其起点的唯一性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维系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纽带。双起点论通过篡改历史共识，制造文化认知混乱，本质上是利益驱动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若任其蔓延，终将割裂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削弱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 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国际共识不容漠视，国家利益不容凌驾。丝绸之路的起点唯一性，既源于张骞凿空的历史事实，也得到申遗磋商、官方定论与国际组织的三重确认。双起点论看似“兼顾两地”，实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共识的漠视、对国家文化利益的损害。唯有回归历史本真，摒弃狭隘地域私利，坚守“长安为唯一起点”的历史定论，才能真正传承丝路精神，让这一世界遗产成为连接文明的桥梁、凝聚民族认同的纽带，而非引发争议的导火索。 是该重视双起点论的最终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