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东营，一律师走进某银行，递过银行卡说要取4万元现金，不料，柜员抬头说道：“取

山东东营，一律师走进某银行，递过银行卡说要取4万元现金，不料，柜员抬头说道：“取款用途必须说清楚。”律师不解：“个人消费不行吗？”柜员摇头：“要具体到买什么。”更让他错愕的是，对方接着追问起他上个月一笔转账的来龙去脉。柜员解释：“这是反诈中心的规定。”律师坚持原则：“我没有义务汇报私事。”双方僵持不下，银行方面表示已报警处理。随后，一位负责人出面打了圆场，表示可以办理取款。但律师收起银行卡转身离开，将此事公开网络，讨要一个说法。没想到，银行和反诈中心的回应让人哭笑不得。   据悉，这位律师叫周筱赟，原来是一名记者，后来转型做律师，在律师行业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2025年11月3日，周筱赟此次因公务出差至东营，由于个人事务急需现金，他选择了柜台取现，按照以往经验，他知晓单笔取现超过5万元需说明资金来源，但此次他仅计划取款4万元。   然而，当周筱赟在柜台提出需求时，柜员的回应让他愕然：“取款超过1万元必须说明具体资金用途。”   周筱赟追问：“这是哪里的规定？”   柜员明确答复：“反诈中心的要求。”   周筱赟试图据理力争，强调储户并无义务向银行披露消费隐私，但柜员坚持“无用途说明无法办理”。   无奈之下，周筱赟提出备注“个人消费”，却再次被要求细化至具体商品类别。   周筱赟感到不的质问道：“我买什么东西，和银行有什么关系？”   更令他意外的是，柜员开始追问其银行卡历史交易细节：“上个月某日，一名叫某某某的人向您转账若干元，请问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   周筱赟反问：“您是公安机关吗？对我刑事立案了吗？我为何要汇报私人交易？”   此时，柜员表示已报警处理，需等待反诈中心到场核实。   在等待的半小时内，反诈中心人员始终未现身。随后，一名银行负责人出面协调，称可通融办理取款。   但周筱赟选择放弃交易，转身离开，苦笑道：“所谓的规定时而是死的，时而灵活，竟取决于领导的心情。”   事后，周筱赟将此事公开在网络，引发网友热议。   银行工作人员称，2万元以上取款需核实用途是“反诈中心要求”，目的是“保护市民资金安全”。   但反诈中心直接否认：“这是银行自己的问题。”   事实上，周筱赟的经历并非孤例，近年来，为打击电信诈骗，金融机构被要求加强资金流动监管，但部分网点可能层层加 码，将风险防控责任转嫁给用户。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呢？   1、银行要求周筱赟律师说明“资金用途”并询问历史交易明细，是否合法？   《反洗钱法》第十六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金融机构在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或者为客户提供规定金额以上的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等一次性金融服务时，应当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   《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令〔2022〕第1号）第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   本案中，周筱赟律师计划取款4万元，并未达到法定的大额现金管理标准，银行以内部政策即取款1万元或2万元以上需说明用途为由要求周筱赟律师说明用途，而银行的内部规定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更不能为储户增设法外义务，其说法缺乏上位法的明确授权。   所以，在取款4万元的情况下，银行要求周筱赟律师说明资金用途，其法律基础是薄弱的，属于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而询问历史交易明细，更是如此。   2、银行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储户隐私权、取款自由等合法权益的侵犯？   《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储户的银行交易流水属于重要的个人金融信息，是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负有法定的保密义务。   在本案中，柜员在无任何证据表明该账户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主动、公开地询问周筱赟律师关于“上个月某某某转账”的具体用途，涉嫌违反了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即使基于反诈怀疑，银行的调查也应遵循必要性原则，在取款4万元这一未达大额标准的行为上，追溯并质询与此笔取款无直接关联的、一个月前的非现金转账记录，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所以，银行柜员询问周筱赟律师历史交易明细的行为，涉嫌对储户合法权益的侵害。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