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获释人质首次发声：加沙遭囚两年，历经性暴力与断粮 “我曾遭受过性侵。”罗姆·布拉夫斯基把人们不愿面对的地方照得明明白白。作为诺瓦音乐节安保，在被关押期间首次公开承认自己被性侵的首位男性前人质，他说了很少的话，却道出了沉重的事实。 回到2023年10月7日，雷伊姆附近的诺瓦音乐节上，武装分子突然袭击，枪声、哭叫声混杂在一起，几百人当场死亡。布拉夫斯基被带到了加沙，从守护者变成了囚犯。两年般漫长的黑暗中，他被关在看不到天空的地方，饥饿和威胁一直存在。 最近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被脱光、捆绑并遭受持续性的暴力，这不是一次性的羞辱，而是反复的折断。他描述了濒死的时候，而食物被严格控制，饿了也只能在心里祈祷。加害者为了羞辱而用饥饿迫使他改宗，并承诺改宗后会有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待遇。被拒绝之后，他的受罪更加厉害了。被问到具体细节的时候，他就摇摇头说怕一开口，晚上又回到那间屋子。 他的母亲又补充了一些不好听的打骂的细节。家属的痛苦不在房间里，也在外边好奇的目光中。心理战一直都在：绑匪时而说以色列不会为他发声，时而夸大以军伤亡，其目的就是瓦解斗志。在信息隔绝、时间被拉长的孤立里，人会怀疑一切，最后怀疑到自己身上。 停火之后，局势有所好转，他和加沙地区的最后20名幸存人质一起被释放出来。有人在机场抱着他痛哭，也有人只能领回遗体。以色列方面称，哈马斯已经交还了28名遇难人质中22具遗体。数字冰冷，但是背后是家庭的破裂、是社区的沉默。 这份证词不只是个人叙述，它把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提了出来：性暴力不分性别和场合，在战火中常常被用作武器，用来羞辱、控制和恐吓。过去已经有多个获释女性讲述过自己被性侵的经历，现在布拉夫斯基站了出来，使公众的目光从“女性受害者”扩大到了“所有可能的受害者”。 联合国2024年的报告指出，有关10月7日之后囚禁期间发生强奸和性侵犯的证据是“清楚并且令人信服”的。但是现实却很尴尬，以色列多次指责一些国际妇女组织不发声，不表态；而这些机构则表示完整的调查需要时间，部分案件还在取证中。调查不快不能成为借口，仓促表态也容易造成伤害，两头受力的时候受害者被夹在中间。性暴力是犯罪行为，任何旗帜都无法掩盖，不应该用立场来混淆本来就很清楚的事情。 布拉夫斯基称自己在被囚禁的时候也骂过命运，也祈祷过。获得自由并不表示完全回归，他还会在夜里惊醒，被噩梦追赶。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终身性的。男性受害者更容易沉默，羞耻心筑起一道墙将他们围困在其中。但是说出去，或许可以给更多的人打开一扇门，这不叫“丢人”，而叫把责任还给施暴者。 推进此类案件的途径并不复杂，进行及时的医疗、心理支持，将证据妥善保存，独立调查进入现场，司法程序有明确的时间限制。这些其实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困难：战争没有停止，边界经常改变，沟通一旦断绝，事情就会被拖延。联合国专家称，全部真相的查明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公众也起着作用，不去追问羞辱的细节，不把猎奇的照片发到网上；要问的是施暴者、组织者是谁，要寻找的是制度上的漏洞。这不是八卦，这是犯罪。对于在国际场域中保持沉默的机构，要给予善意的催促和公开的问责，并且关注其进展情况；也不能把“沉默”作为一次性标签贴死。所需要的是统一的标准、持续的关注以及不让任何一个受害者被遗忘的机制。人权不是用来对冲的筹码，也不是用来各自表述的工具。 同时还要考虑怎样保护现场的人：虽然安全通道、交换机制、信息核实等工作不容易被看到，但是公众可以提出明确的目标——减少平民伤亡，使国际人道法在战场上真正发挥作用。每一次的释放背后都有看不见的坚持，每一次的延误背后都有看得见的代价。 愤怒之后就要行动起来，媒体要还原事实，既不能夸大渲染也不能淡化重点，机构要给出成果而不是空话套话，社会要给受害者一个不受到再次伤害的空间，司法要让“责任人”真正落实。布拉夫斯基的证词就是一面镜子，它映射出战争中的羞辱，揭示出舆论的沉默，揭示出制度的失灵，也警示人们在任何冲突中平民都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如果把人当作工具，战争就只剩下野蛮了。 这不只是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这是所有经历过或者有可能会经历战乱的地方。性暴力、饥饿折磨、强迫改宗都是国际人道法的底线，越过底线就是犯罪。和平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的细节来实现的，停火协议能签得上，调查取证能跟得上，司法追责能到位。做到的话，噩梦就会变少；没有做到的话，新闻中就会出现更多的熟悉句子以及破碎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