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生命垂危，在医院他对于右任说：我很痛，估计是活不成了。我在南京、北京和东京都有大量的存书，委托老兄把它捐给南京图书馆。我一生投身革命，家贫无钱，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和黄兴老兄，包括我的其他朋友能为我照料。 1913年3月的上海格外清冷，对于31岁的宋教仁来说，这种冷意最终凝固在了火车站的月台上，当那颗带有剧毒的子弹穿透他的腰部深入内脏时，医生很快就给出了“回天乏术”的判决。 这位被大家喊作“渔父”的湖南桃源汉子，不仅没能登上北上去组阁的火车，反而在疼痛中熬过了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哪怕疼得已经说不出一句整话，看着匆匆赶来的好友于右任，他心里放不下的根本不是缉凶复仇，而是能不能把自己没做完的“梦”托付下去。 那时候的人要么忙着抢地盘，要么盯着大总统的宝座流口水，只有他轴得很，一门心思要给刚诞生的民国把规矩立起来，其实早在事情发生前，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就已经是某些人的眼中钉了。 在那个大家都习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宋教仁偏偏要走一条最难的路，他觉得推翻了满清只是第一步，如果权力没有笼子关着，大总统也不过就是另一个换了名字的皇帝，于是他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也不搞拉帮结派那一套，就是实打实地去拼国会大选。 结果国民党真就拿了个大满贯，眼看着他就要名正言顺地去北京出任总理，搞他梦寐以求的“责任内阁制”，把总统变成一个统而不治的象征，这对习惯了把权力攥在手心里的袁世凯来说，简直就是把天捅了个窟窿。 更有意思的是，这群在政坛上掀起惊涛骇浪的人，竟然穷得叮当响，袁世凯曾经试图用一张50万元的巨额支票来收买他，结果宋教仁眼皮都不眨一下，当场就把钱退了回去，等到他躺在医院病床上交代后事时。 大家才发现这位马上要当总理的大人物，家里竟然连一点私房钱都没有，他临死前对朋友们的嘱托听着让人心酸：家里老母亲还在，日子过得紧巴，全靠各位老友多照应，儿子宋振吕才12岁，以后也是个难处。 一个人能在那种巨大的名利场里，混到死后除了几柜子书什么都留不下，这份清白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像一股清流冲刷着当时乌烟瘴气的官场，比起政治抱负，宋教仁留下的另一样东西更是让人唏嘘。 他在生死关头特意交代，要把自己这辈子在南京、北京、东京存的那些书，一股脑全捐给南京图书馆，这里面既有他当年省吃俭用淘来的宋版《冷斋夜话》，也有他在日本留学时一边啃干粮一边翻译的《美国制度概要》。 可惜在那个动荡的乱世，连书的命运都和它的主人一样坎坷，于右任虽然答应了下来，但后来因为战乱和保管制度的混乱，这几千册承载着宪政光芒的书籍，有一多半在运输中不知所踪。 有的流入了民间书商手里，有的甚至混进了废纸堆，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才在故纸堆里翻到几本残卷，上面还印着那枚倔强的“渔父藏书”印章，那个春夜的枪声，打碎的不光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更是把当时中国试图通过“讲道理”和“定规矩”来解决分歧的路给堵死了。 宋教仁在遗嘱里还在劝袁世凯要“开诚布公”，要守住法律的底线，这种天真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让人心疼，他像一颗流星划过漆黑的夜空，虽然转瞬即逝，但他那个“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想法，却像一颗种子哪怕被鲜血浇灌过，埋得再深也终究会在历史的泥土里等着发芽。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历史上的今天|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