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两国GDP差不多，印度1930亿美元，中国1950亿美元，到了1982年，印度2000亿，而中国2050亿，又是就差那么一丢丢。 先说说中国这边的“家底是怎么砸出来的”。五十年代跟苏联借援助搞工业那会儿，可不是喊口号热闹。 156个大项目像钉子一样扎在神州大地上，东北的鞍山钢铁厂高炉白天冒浓烟，晚上映红半边天，工人三班倒连轴转，老师傅带着徒弟在轧钢机旁啃干粮；长春一汽的厂房里，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时，工人们抱着方向盘哭，那是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 这些项目没白砸，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能自己造机床、炼钢、产化肥，虽说技术不算顶尖，但重工业的架子立住了，就像盖房子先打了钢筋骨架。 1978年改革开放一启动，这副骨架立马派上了用场。沿海特区刚挂牌，深圳蛇口就炸了锅——招商局的袁庚带着人在荒滩上放炮，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敢跟中组部要政策，帮应聘人才补办档案，连北大教授朱光潜的助手韩邦凯都被吸引来，三个月就解决了夫妻分居难题。 香港商人背着钱袋往深圳跑，台湾老板带着缝纫机到福建办厂，乡镇企业更是像雨后春笋，浙江义乌的农民把鸡毛换成塑料花，广东顺德的作坊里每天产出上万件家电，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进厂挣工资，连老太太都能在村办玩具厂穿珠子换外汇。 政策松得快，今天说允许个体户开店，明天就给外资办厂开绿灯，产业链说建就建，从零件到组装的配套跟着外资厂子一起长起来，这种“灵活转身”可不是凭空来的，全靠早年重工业攒下的工业基础打底。 再看印度那边，表面GDP追得挺紧，内里早被旧摊子缠成了乱麻。刚独立时继承了英国的官僚体系，好家伙，那套“许可证制度”能把人逼疯。 想开个纺织厂？先去工业部、税务局、土地局等十几个部门盖章，光申请表就得填几十页，企业家带着铺盖卷在政府门口排队，等半年能拿到许可都算运气好。 有个老板回忆，他为了办个饼干厂，跑了七个月，盖了32个章，最后还被要求证明“本地没有同类工厂”，折腾到最后差点把家底赔进去。 尼赫鲁那代搞的公营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银行、钢铁、电力全被国企垄断，私人企业稍微挣点钱就被“掐脖子”——原材料要从国企买，产品要给国企代工，想扩大规模？没门。 到八十年代初，印度国企占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资产，产出却只占三分之一，好多工厂里机器锈得转不动，工人上班就是喝茶聊天，亏损全靠政府财政填窟窿，说白了就是借债撑场面。 1981年那1930亿美元GDP里，光外债撑起的泡沫就占了不少，当时印度外债规模已经快摸到GDP的20%，跟中国靠实业攒起来的家底根本不是一回事。 八十年代拉吉夫·甘地上台想改，可步子慢得像蜗牛爬。 说是放松管制，其实也就给进口家电减了点税，电信领域放了个小口子，核心的许可证制度还没动，国企垄断的摊子也不敢碰。 他倒是想扶持IT业，可当时印度连像样的电力供应都没有，电脑开机得先备着发电机，普通工人连键盘都没见过，政策再好也落不了地。 改革只惠及中上层，农民该穷还穷，1987年一场旱灾就让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加上军火贿赂丑闻缠身，拉吉夫没干几年就下台了，所谓的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底，1981年那“一丢丢”的差距，从来不是数字游戏。中国是先砸重工业打底子，再靠改革开放松绑激活，像辆保养好的卡车，踩油门就能往前冲；印度则是背着官僚体系的包袱，拖着公营经济的沉疴，就算想加速，也被旧框架捆住了手脚。 后来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本不是运气问题——一个敢破敢立，把政策灵活性和工业底子结合得死死的；一个墨守成规，旧毛病没治好又添新麻烦，这“差一丢丢”的背后，早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了。 现在再回头看那段数据，与其说中印曾经站在同一起跑线，不如说中国早早就选对了跑道。 工业奠基是“扎深根”，改革开放是“长枝叶”，两者凑在一起才有了后来的经济腾飞；而印度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年没理清的官僚体系和公营经济问题头疼，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路选对了，慢点开也能到；路选错了，再使劲也白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