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中国则是国家控制资本。 这句总结准确，但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中国能让资本服从于国家意志，而美国却做不到？ 美国的金钱政治由来已久，2024年总统大选总花费超160亿美元，国会议员的竞选成本高达2000万美元一人。 资本成了选举和政策的幕后推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无限额的捐款，直接左右了政策走向，在美国，官员拿钱办事，钱叫“政治献金”，是合法的，不算受贿。 但在中国，这是典型的受贿，因此也常有人说，美国没有贪污，这是没错的，因为美国将这些行为都合法化了，从而做到了根本上杜绝腐败。 而且，美国政商之间的“旋转门”成了利益输送的通道，官员离职后进入企业，拿百万年薪，资本和政治深度绑定。 军工、医药等行业通过游说影响立法，资本利益被优先保障，普通民众话语权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模式，中国强调国家对资本的引导和规范，不是消灭资本，而是让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社会整体利益。资本不是“牢笼”里的野兽，而是国家“跑道”上的动力。 中国为什么能做到？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基础，中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建工作覆盖国企和大部分民企。 中国的调控体系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财政、产业、金融等政策协同，既鼓励资本活力，也坚决打击违规、垄断等行为，规范资本健康发展。 国企主导国家命脉行业，2024年全球500强中国国企占83家。 金融体系也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确保金融服务于实体，避免西方那种“金融绑架实体经济”的问题。 历史上，中国对资本的治理经历了“节制资本利用资本驾驭资本”的思想演进，从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到毛主席的“利用、限制、改造”，再到邓书记的“社会主义也搞市场经济”，每一步都强调资本为国家服务。 进入新时代，资本治理体系更加成熟。国家明确提出，资本必须“姓社不姓资”，要服务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 中国的“党领导一切”制度设计，确保政治权力高于资本权力，资本不能绑架国家。美国的三权分立，本意是权力制衡，但实际给了资本更多渗透渠道，最终形成资本主导的“多元寡头”。 发展阶段也决定了模式选择，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需要集中资源突破技术和产业瓶颈，国家主导资本有助于动员社会力量。 而美国已在全球产业链顶端，资本更关注自身利益，逐步脱离实体、追逐金融利润，导致产业空心化。 在资本与国家目标的关系上，民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华为、腾讯等企业加大基础研发，宁德时代等推动“双碳”目标。 2024年民企对GDP贡献率65%，提供80%就业，既是创新主体，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执行者。 本质上，中国实现国家控制资本，靠的是政治权力始终高于资本权力的制度安排，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资本必须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利益，不能反客为主。 中国对资本的态度不是简单排斥，而是规范、引导、激励并重。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国控资本、资本报国”，既发挥市场效率，又避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弊端。 经济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国家与资本的博弈走向，中国通过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执行体系，把资本牢牢纳入国家战略轨道，避免了资本绑架国家的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试点推广”渐进策略，既释放了资本活力，又始终保留调控权。 产业政策的成功运用也很关键，比如高铁、芯片等行业，国家集中资源突破技术瓶颈，形成了全球最大高铁网和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美国因资本逐利而多年停滞。 中国模式强调资本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优先投向民生、科技等长线领域，美国则因资本逐利，导致医疗、教育等高度市场化，社会分裂加剧。 危机应对方面，中国通过多层次住房、全民医保、数字基建等政策，保障民众基本福利，抗风险能力远高于美国。美国“金钱政治”下，政策更偏向资本利益，社会矛盾极易激化。 美国学者的观察确实反映了现实。中国之所以能做到“国家控制资本”，关键是我们拥有一套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放在首位的制度体系。这也是中国模式能不断取得成就、赢得世界关注的根本原因。 参考信源：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2021年11月05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