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一把伞，粟裕疑惑地打开伞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冬，苏中阴云密布。 新四军第一师在南坎开完秘密会议，夜里，警卫抱着一把旧油纸伞闯进指挥部，说是“前线同志托带的东西”。 伞一抖，伞骨里掉下一张纸条。 纸条极短，信息极猛：日军长官畑俊六和汪精卫已经敲定，对江苏南北发起清乡扫荡，重点打新四军第一师；江南日军头目小林信男掌握了南坎会议内容和各路干部行军路线，准备调四个大队和两个伪军师伏击；情报来自新四军内部报务员，请速查内奸。 屋里瞬间冷下来。 粟裕看完，脸色铁青，指关节扣在桌沿上，只丢出去几道命令：全军马上集合，所有电台立刻关闭，既定行军路线全部作废，已经在路上的部队一律改线，骑兵连连夜追赶，一个都不能漏。 这一纸警报，不可能从基层摸排出来，只能从日伪的作战桌上带出来。 写纸条的人，表面是“绥靖第七师师长”、伪军中将，背地里是我党潜伏多年的特工——施亚夫。 施亚夫1914年生在江苏南通，家里穷，十三岁就顶着一个死去童工的名字进纱厂当学徒，在机器轰鸣里混饭吃。 青年时参与如皋起义，起义失败，被党组织吸收，1929年前后入党，随后编入红十四军。 1931年，中原大战后，他被派入国民革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部下做兵运，表面是正规军军官，暗地里替共产党做工作。1932年淞沪抗战，他就在十九路军阵地上和日军硬拼，这一段经历，在后来新四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战火平息，他回到南通活动。 1933年领导工人大罢工，被叛徒出卖，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尽刑罚也没吐出组织情况。 关到1937年，日军飞机轰炸南京，炸塌监狱围墙，看守四散，他趁乱逃出，途中拖起一个差点被埋的人，叫段银宝。 回到南通，他和残存的地下党接上头。 那时苏中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上级要他拉一支自己的队伍。他靠老乡、工友关系，很快在南通一带闯出名声。 正因为人脉、威信都在他手上，党组织考虑打入汪伪时，第一个想到他。 1940年前后，汪精卫在南京搭起伪政府，南通设绥靖办公室。 段银宝这时靠留日关系当上南通绥靖办主任，记着救命之恩，上门劝他“识时务”，投靠日本人。 台面上，两人喝茶叙旧；暗地里，他已经通过交通员把情况捎给新四军第一师，请粟裕决断。 对面态度干脆：这一步危险，但必须有人去。 几天后，他对段银宝松口，说可以带兵投靠，不过自己手里有队伍，总得给个“师”的编制。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既心动又怀疑，就派亲信严济南到南通摸底。 严济南开口就问兵力。 施亚夫把“两三百人”说成“八千”，又提到如皋、海门都有驻军。 严要去视察，他故意说外面新四军出没频繁，前线不安全。说话间，城外响起一阵枪声，是他提前安排好的演练，吓得严当场打退堂鼓，只要求看花名册和枪支编号。 花名册得凭空造，他让人拿来一本《百家姓》，按姓氏往后配当时流行的名字，凑出约一万五千个名字，再配上枪号、职务，一本“七师名册”就出炉了。严济南随手翻了几页，看人有、枪也有，又想到刚才那阵枪声，回南京后就向汪精卫拍胸口保证可信。 不久，伪政权下达委任状，封他为“绥靖第七师师长”，中将军衔，并拨下军费。 他被送进南京将校集训班，课堂上能对着地图侃战术，汪精卫也把他请到家里喝过几次酒，从此混进日伪在江南的作战会议圈。 潜进去之后，情报怎么往外掏，就是另一套功夫了。 为安全起见，地下党和他约定，用火柴、香烟表示敌兵规模：火柴盒装不满是一个小队，装满是一个大队，一包香烟就是一个联队。 1941年夏，他在日军司令部听到，将集结一万七千人，从多路围攻新四军盐城指挥部，他按约定送出十包香烟，意思是十个联队。 中途出了岔子，有情报站压根不知道这套暗号，以为是慰劳前线，把烟分着抽了，信息没能完整送到军部。盐城那一仗打得极苦，总算扛了下来。 事后追查，军部才查清这段“笑话”，专门给他配了一位懂行的情报副手。 再往后，就是1942年那次清乡密谋。畑俊六、汪精卫定下江苏南北大扫荡，小林信男在南京开会，把一张标着南坎会议讨论内容和各地军区领导返程路线的图摊在桌上，宣称要调四个大队和两个伪军师，在路上“请”新四军主官“上钩”，还得意地说情报来自一名新四军报务员。 施亚夫听得很安静，心里却明白，内奸就在电台边上。会一散，他回到驻地写下纸条，交情报员连夜送往新四军情报站。 命令一下，各路部队纷纷掉头改线。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最险，他按原计划乘船出海再登陆，偏赶上海面大雾，船在水上转了三天。 新四军游击队伪装成渔民，在海上搜寻，雾散后靠暗号对上，临时换了上岸地点。 事后估算，他的船离日军伏击圈只差三十里。 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公安机关和江苏省建设部门任职，2010年11月23日，施亚夫在南京病逝，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