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家公司的负责人，贿赂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修改规则、伪造单据，将52亿国有资产偷偷变现。107万吨账面库存对应仅16万吨油罐，这场十年骗局靠销毁真实单据、演戏应付库存核查来掩盖，直至2021年才暴露。一审判定赔偿18.8亿，金龙鱼却喊冤上诉，声称是员工个人犯错，与公司无关。 2008年，云南惠嘉盯上了进口棕榈油的暴利生意，可没资金、没渠道的它，转头就找到了手握资源的国有控股企业安徽华文。 一份看似稳赚的合作合同摆在面前，安徽华文爽快答应，却没料到，这竟是一场长达十年的陷阱开端。 最初的合作规矩简单又稳妥：“先款后货”。 云南惠嘉先交5%-10%定金，安徽华文帮忙进口棕榈油，存进双方约定的广州益海（金龙鱼子公司）仓库，等云南惠嘉结清尾款，货才真正归其所有。 彼时的云南惠嘉满口应允，谁都没察觉，它早已埋下违约的种子。 变故很快到来。 云南惠嘉资金链断裂，却舍不得放弃棕榈油生意的利润，负责人张利华想出了歪招——改“先款后货”为“先货后款”，先把油拉去卖掉赚了钱，再补货款。 这个违背生意常识的要求，起初被安徽华文董事长王民直接拒绝，可张利华的糖衣炮弹很快砸了过来。 一张利益网悄然织成：王民、副总经理王小虎收下贿赂，亲手把“先款后货”的安全规则，改成了让安徽华文暴露在风险中的“先货后款”； 业务员韩琦被收买后，成了造假帮凶；就连仓储方广州益海的原总经理柳德刚、员工喻平，也在金钱诱惑下，成了骗局的“守门人”。 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场明目张胆的造假大戏轮番上演：张利华私刻广州益海印章，伪造《对账函》； 韩琦拿着假单据糊弄公司财务，让账面库存始终“满仓”；柳德刚、喻平则默许张利华用伪造文件提油，安徽华文来人查库存时，还帮着演戏掩盖无油真相。 2014年7月，所有棕榈油早已被卖空、业务彻底结束，这场骗局却仍在隐秘进行。 更令人震惊的是，安徽华文高层并非蒙在鼓里。 他们早就收到过广州益海寄来的真实库存单，却刻意销毁，还联合云南惠嘉伪造30多份假库存单，硬生生欺骗了上级和审计机构多年。 直到2021年，107万吨账面库存与广州益海仅16万吨的油罐容量形成荒诞反差，这起涉案金额高达52.45亿（直接损失32.3亿+间接损失20.15亿）的国有资产侵占案，才终于被撕开了口子。 一审判决传来：云南惠嘉与广州益海需共同赔偿安徽华文18.81亿，广州益海被罚100万； 柳德刚因两项罪名获刑19年，王民、韩琦等一众涉案人员也纷纷落网。 可故事并未结束，金龙鱼随即提起上诉，坚称员工个人受贿与公司无关，还直指安徽华文是自导自演，试图将损失转嫁给自己。 如今，二审的大幕尚未拉开，这场横跨十年的骗局背后，到底还有多少隐情？广州益海能否撇清关系？52亿国有资产又能否追回？一切都还等待最终的司法答案。 一、金龙鱼声称“系员工个人犯错，与公司无关，不应被罚”，该主张不能成立 《刑法》第30条、第31条（单位犯罪认定规则）：公司、企业等单位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构成该罪；若行为体现单位意志或为单位谋取利益，可能构成单位犯罪。 本事件，广州益海员工柳德刚、喻平，是利用职务便利帮云南惠嘉受贿、伪造货权文件，直接关联公司仓储业务，还导致52亿国有资产损失，且公司存在管理失职。按法律规定，此类职务行为引发的责任不能仅归责个人，金龙鱼主张不成立。 二、金龙鱼认为“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恶意串通讹诈自己”，但因自身员工存在收受贿赂、伪造货权转让文件等行为，且其提交的串通讹诈相关证据不足，该主张难以得到司法支持 《民法典》第154条：恶意串通需满足“双方明知损害他人利益+故意合谋实施”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由主张方（金龙鱼）承担。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条：主张“恶意串通”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极高证明标准，需形成完整证据链，而非单一猜测或间接证据。 本事件，金龙鱼没拿出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串通的关键证据（如私下协议、利益分成），未达法定证明标准；且其自身员工已查实违法，是损失重要原因，因此该主张难获司法支持。 对于此事，大家如何看？素材来源于江苏经济报，2025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