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目前形势急转之下，上海五万日本人该何去何从 五万人，不是游客，而是邻居，如今却面临一道难题：走，还是留？ 上海这五万日本人，好多都是住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邻居，不是来旅游的过客，家里的孩子可能在上海出生，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楼下菜市场的摊主都知道他们爱吃什么菜。 现在中日形势一紧，这些人夜里躺在床上，心里肯定翻来覆去地琢磨，到底是打包回日本，还是接着在上海待下去。 82岁的古林恒雄就是个典型，1978年就来上海搞金山石化项目，亲眼看着上海从老厂房林立变成现在的高楼遍地。 他在上海办过袜子厂，当年生产的薄尼龙袜在市百一店能让市民排成长队，后来又开了投资咨询公司，帮着大金、三井住友这些日本大公司落地上海，前前后后引来三十多亿美元的外资。 他早就拿到了中国的永久居留证，办公室里用的写字台还是二十多年前客户送的，台板下压着片淮海路捡的落叶，你说他怎么舍得走？他总跟人说，中国人的善良和信任，是他留在这的根本原因，现在还琢磨着在人工智能领域再做点事，根本没退休的心思。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古林恒雄这么笃定，古北社区是这些日本人最集中的地方，以前楼下的超市里全是日文标识，日本学校门口早晚全是接送孩子的日籍家长，现在有些店铺悄悄换了招牌，原本热闹的日本料理店也少了些人气。 有个开鳗鱼饭的老板娘最近就愁得慌，国产鳗鱼涨到快两百块一公斤，菜价不敢涨，怕老主顾跑了，可不涨自己就得赔钱。 她老公在附近的日资汽车配件厂上班，最近厂里订单少了些，两人夜里常坐在阳台上叹气，回日本吧，孩子在上海读初中，回去跟不上课程；留下来吧，又怕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 日系百货的日子也不好过，梅龙镇伊势丹去年闭店的时候，不少老顾客都去拍照留念，毕竟是陪了上海人二十七年的地方。 现在就剩高岛屋这一根独苗，前段时间还增资一个亿搞装修，董事长竹原贤之说死也不放弃上海的事业，他算得很清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去年高岛屋日本总部六成的销售额都来自中国游客，上海店里的人体工学座椅、日本银壶这些贵东西，本地客人也爱买。 今年五月离境退税新政出来后，来自台湾和欧美的客人多了不少，退税金额比去年涨了两倍还多，这些实打实的生意，让他没法轻易撤资。 还有些年轻人，是跟着日本企业外派来上海的，原本计划干个三五年就回去，现在也犹豫了。他们在上海租着公寓，周末去迪士尼或者外滩玩，觉得这里比日本的生活节奏更有活力。 可最近家里总打电话来，说日本的亲戚都在问 “什么时候回来”，公司里也开始传要调整在华业务，这些年轻人上班时看着电脑上的日文邮件，下班路过小区里的广场舞队伍，那种漂泊感就格外强烈。 也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做两手准备，把家里值钱的家具登记好，给孩子联系日本的学校，但上海的房子没舍得退，办公室的工位也还留着。 他们常去古北的日本超市买些家乡的酱油和味增，碰到相熟的中国邻居，还是会笑着打招呼，只是话题里少了些 “以后”“将来” 的规划。 有个做贸易的日本老板说，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中日之间的物流政策，每次看到海关的新通知，心脏都得跳快两下，货能不能顺利通关，直接关系到他能不能在上海接着待下去。 这些人里，有像古林恒雄这样把青春都献给上海的老企业家，有开小店讨生活的普通商户，也有刚毕业来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很实在，不是喊口号讲大道理，就是看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孩子能不能安心读书，生意能不能正常做。 上海的外资政策其实一直没变，负面清单越缩越短，只要不在禁止的领域，外资都能享受国民待遇，这也是高岛屋敢增资的底气，可形势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就像天气变化，明明前一天还晴空万里，第二天可能就刮起大风。 有些中国邻居也在替他们操心，楼下的张阿姨就说，隔壁的日本太太总帮她收快递，要是真走了，还挺舍不得。 这种感情很朴素，没有那么多国籍的隔阂，就是相处久了的邻里情分。当然也有人有顾虑，觉得形势紧了还是谨慎点好，但大多不会主动排挤这些老邻居。 现在这些日本人就站在十字路口，左边是熟悉的日本老家，有亲人有旧友，但回去可能要重新找工作，适应早已陌生的生活；右边是打拼多年的上海，有事业有朋友，孩子在这里长大，可未来的不确定性像块石头压在心上。 他们每天照样送孩子上学，去公司上班，和中国同事一起吃午饭，但心里的那杆秤，始终在 “走” 和 “留” 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纠结，只有真正把两个地方都当作家的人，才能真的体会。
風泠_lin
都是高市早苗这个女人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