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拜登最大的不同：拜登是一个顽固的反华政客，而且言行不一，嘴上说一套，背后另一套，特朗普虽然也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商人，讲究利益优先，贸易战科技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妥协，特朗普还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因此，从维护中美和平、合作关系来讲，特朗普执政对中国有利，远超拜登(对中国来说)。 特朗普当年在任时确实像个“推特疯子”，今天喊着对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明天威胁要撕毁协议，看似不可理喻，但扒开来看全是菜市场砍价的套路。 他2018年掀贸易战，喊着要解决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可真到谈判桌上就露了底牌——2020年签的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里，他要的是中国两年内增购1621亿美元商品的实在好处，而不是空泛的“规则重塑”。 即便后来因为疫情等客观因素，中国没能完全达标，但2021年中国从美进口商品仍达1795.31亿美元，同比增长32.7%，远超全球进口增幅，这已经让他拿到了向选民交差的筹码，所以即便有不满，也没像拜登那样动辄威胁重启“301调查”，反而保留了谈判的口子。这种“给点甜头就松口”的商人本性，比拜登那种“为了反华而反华”的固执要留有余地得多。 在科技战上，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更像虚张声势，骨子里全是利益算计。2019年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看着凶神恶煞，可实际上漏洞百出——英特尔、美光这些美国芯片巨头稍微动点脑筋，把生产线挪到海外，就能绕开禁令继续给华为供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芯片照样流进中国市场。 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甚至吵成一团，一派要严查“违反法律精神”，另一派却怕美国企业丢了市场份额吃亏，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哪是真要“封杀”，分明是既想拿华为当筹码要价，又怕自家企业赔本的矛盾心态。反观拜登，2022年签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直接砸出527亿美元补贴，还捆上“十年内不准在华扩产先进芯片”的枷锁，甚至逼着荷兰、日本一起限制光刻机出口，搞起“小院高墙”的死封锁。 更讽刺的是，他嘴上说“不寻求脱钩”，可2023年出台的最终规则里，连芯片设备维修都要卡脖子，把“脱钩断链”做到了实处。英伟达被逼着出“特供版芯片”，三星、台积电在中国的工厂进退两难，这种不留任何余地的打压，比特朗普的“雷声大雨点小”难对付多了。 拜登的言行不一更是把“顽固”刻进了骨子里。他上台前喊着要“理性对华”，结果刚坐稳位置就延续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把之前企业好不容易拿到的关税豁免全给停了。 纽约有家空气制动器公司，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外壳明明找不到替代供应商，却硬生生每年多交几百万美元关税，墨西哥的竞争对手用同款产品却不用交税，气得企业高管直骂“这是逼我们搬厂”。 30多个美国行业协会联名请愿要求降关税，财政部长耶伦也承认“关税伤害美国消费者”，可拜登就是拖着不办，只因“反华”能讨好工会和建制派。 而特朗普虽然加关税也狠，但至少懂得“见好就收”，2020年为了争取农业州选票，就逼着团队跟中国谈农产品采购，中国当年进口的美国大豆同比增长56%，这种“为利益妥协”的灵活性，在拜登身上根本看不到。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虽然自私，却意外减少了对华围堵的合力。他不屑于搞拜登那套“民主技术联盟”，反而动不动就跟盟友抢生意、要保护费，搞得欧洲、日韩对美国离心离德。 而拜登一门心思拉着盟友建圈子，搞CHIP4联盟、印太经济框架，试图用多边力量孤立中国，可盟友们心里都有小算盘——韩国三星怕失去中国市场，偷偷跟美国讨价还价要例外；德国车企更是直接反对对华脱钩，毕竟中国市场占了它们近三分之一的销量。 2025年特朗普喊着要废除《芯片法案》，更是把商人本性暴露无遗。他骂法案“给了几千亿美元却没用”，主张用高关税逼企业回流，而不是靠补贴“养懒人”。 不管这招能不能成，至少说明他的政策核心是“成本收益”，只要中国给够利益，或者美国企业喊疼，他就有可能调整方向。而拜登把对华科技封锁当成“政治任务”，哪怕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警告“长期限制会削弱美国竞争力”，他也不为所动，这种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偏执，才是中美合作最大的障碍。 特朗普当年搞的那些“疯狂操作”，本质上都是“漫天要价”的谈判技巧——加关税是为了逼中国坐下来谈，制裁华为是为了在科技领域要好处，退群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他的逻辑里从来没有“民主自由对抗威权”那套虚的，只有“美国能赚多少”“我能捞到什么政绩”的实账。而拜登恰恰相反，他把反华包装成“维护国际秩序”，把封锁说成“保障国家安全”，可实际做的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 美国企业为关税多付几百亿成本，中国被迫加速科技自主，全球供应链被拆得七零八落，最后只有美国的政客们赚了“政治资本”。这种“为了反华而反华”的顽固，远比特朗普的“利益至上”更难打交道，也更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