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宋美龄奉蒋介石之命，打算将海军上将陈绍宽带去台湾，陈绍宽拒不赴台，放话称：“如果一定要我走，那我就从飞机上跳下去！” 几个月前的长治舰抗命事件还未平息，陈绍宽已在南京高层眼中成了“不可靠”的人选。那年9月，陈绍宽仍挂着海军总司令的职衔，却早已无权调舰、无权点兵。他住在福州，外界传言已久，说蒋介石点名要他去台湾主持“海军重建”。 但他不动，只让人回话，说身体不好。 朱绍良第一次上门，陈绍宽坐在书房，一言不发，连茶水都没端。对方说完话，他只回了一句：“不去。”之后又派人来，带了宋美龄的信，说飞机等在机场，说台北已预留官邸。 陈绍宽没看信，站起来，把手放在身前，眼神平静地说：“你们要我走，我就跳下去。” 这个决定不是一时意气。早在1947年，陈绍宽已因“长治舰事件”得罪南京。那年他拒绝惩处违令的舰队军官，说军心已乱，责任不该全压在将士头上。 蒋介石震怒，随即将多艘舰艇移交特派军官管理。那之后，陈绍宽在海军部的每一封电文几乎无人理睬，他变成了一个挂名的“总司令”。 面对彻底崩坏的指挥系统，陈绍宽曾对旧部私下讲过：“这不是我的海军了。”不止一次，他提起1932年后在福建沿海布点设防的往事，那时他主张的近海巡防方案被陆军否决，只留下零散的据点。 战争打了几年，他的舰队始终得不到完整编制。到抗战胜利那一年，他虽官拜上将，内心却明白，已失去真正的用武之地。 蒋介石最后一次派人来，是宋美龄的专机。但没人见到陈绍宽出门，他只让人转告：“机来可落，落地不开。” 传言说，飞机果真到了福州，没等多久又飞回去了。 陈绍宽拒绝了台北的“高位”，也没对新政权表忠。他做的是不动声色地留下。 1950年，福建军管会任命陈绍宽为技术顾问。没开庆功会，也没人办欢迎仪式。他继续住在福州，时常参加一些沿海港口设施的规划会议。 有一次他提出，将马尾造船厂划出一半供渔民修船，文件被采纳。那是他多年沉默后，第一次在会议上说话。 1955年，陈绍宽被任命为福建省副主席。工作不多，他大多时候只是听。偶尔旧部来访，他也少谈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