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当天傍晚，中南海西院的氛围很紧张，晚饭刚结束，两辆轿车就按照安排驶出了大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出。 车队里的核心人物是陈永贵和吴桂贤两位副总理，陈永贵特意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让自己的车走在最前面，吴桂贤的车紧跟其后，绝对不能让她单独行动。 车队在夜色中抵达怀仁堂，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大厅里有几个空着的沙发，华国锋指着这些空位，平静地告诉刚到的吴桂贤，那四个人以后不会再来了。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会议结束后，过去的混乱局面也随之终结，对陈永贵和吴桂贤来说，这一夜是他们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时刻，同时也预示着他们之后会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 陈永贵和吴桂贤被称为 “平民宰相”，他们在高层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和周围的环境有些不一样。 陈永贵经常穿着对襟衣，头上裹着白毛巾，这是他从大寨带来的习惯，他拒绝领取国务院的高额工资，坚持要按工分计算收入：大寨每天给他记一个半工分，折算成人民币是一块五毛钱，再加上中央和山西省各级给予的伙食、住房补贴，一个月总共也就一百来块钱，但他觉得这些钱已经足够了。 此外，他出访国外时不买外国商品，住进京西宾馆后会自己打扫卫生、随手关灯省电，这些都是他一直保持的习惯。 吴桂贤 13 岁就在西北国棉一厂当挡车工，后来当上副总理，依然关心纺织车间的机器运行情况和工人的工作状态，她作为劳动模范的本质，并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而改变。 到了 1980 年代，特殊年代的紧张氛围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落和迷茫，陈永贵辞职后，搬到了木樨地 22 号楼居住。 有一次会议结束后，他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追查，当时他心里很苦闷，感慨 “老虎吃人还能躲闪，人要是害起人来根本躲不开”，直到邓小平说 “他不是那伙人”，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在北京这座对他来说有些陌生的现代化城市里，陈永贵想通过劳动来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他拒绝了组织为他配备的炊事员，宁愿自己多花几十块钱请保姆，也要吃自己家做的饭。 他曾经带领大寨人在山区修梯田，而现在，他能做的 “大事” 就是拿着扫帚从 12 楼的公寓一直扫到一楼，后来他去东郊农场当顾问，会仔细查看庄稼的病虫害情况和生长状况，在那里他才能重新找到自信。 有一次他去菜市场买肉，售货员认出了他，坚决不肯收钱，陈永贵脾气一上来，扔下钱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去过那家店。 和陈永贵不同，吴桂贤辞职后的人生道路更加宽广，1977 年，她选择回到陕西的那家纺织厂，重新戴上工帽，以普通下属的身份在车间里检查机器。 1988 年，这位曾经的副总理前往深圳，进入一家印染企业工作，从副总职位做起，后来成为了企业的董事长，从西北的棉纺厂到深圳的商界，她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退休后还参与了扶贫工作，直到 2025 年 4 月在深圳去世，享年 87 岁。 陈永贵的晚年则带有一些遗憾，1986 年 3 月，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深受病痛折磨。当时他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希望不要搞 “西水东调” 这个耗费民力财力的工程，二是自己死后的安葬地点。 由于实际情况的限制，他没能回到大寨治病，但在临终前，他留下了最后的愿望：骨灰要撒回大寨，而且不能撒在他曾经奋斗过的狼窝掌，要埋在虎头山顶。 华国锋在他的遗体前鞠躬时流下了眼泪，而大寨虎头山顶上那块写着 “功盖虎头” 的石碑，也为他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信源：人民网孙女解密陈永贵升迁内情:如何进入高层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