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0岁的何赛飞去老师家吃饺子，看到相片中老师的4个儿子，突然感觉会嫁给其中的一个人，可是她都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谁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那个冬至的北方小院里，玻璃窗上还结着冰花，老式收音机正放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段，何赛飞夹饺子的手突然顿了一下，墙上那张镶在红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让她心里莫名一动。 那时候的何赛飞刚从舟山越剧学校毕业两年，主攻傅派花旦的她，唱腔里还带着海岛姑娘特有的清亮。 要不是那次随剧团去北方交流演出，她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踏足这个四合院。 当时团里安排年轻演员拜访老艺术家，杨老师是评剧院的资深编导，听说何赛飞唱傅派有灵气，特意留她在家吃饭。 北方人家过冬讲究吃饺子，杨师母和面的时候，何赛飞跟着在厨房打下手。 本来想帮忙擀皮，却发现自己捏的褶子总歪歪扭扭。 后来被师母笑着推出厨房，让她随便参观。 客厅墙上挂着不少照片，最显眼的就是那张四兄弟的合影，穿中山装的青年们站在颐和园的石舫前，表情严肃得像要去赶考。 “这是我那四个臭小子。” 杨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指着照片挨个介绍，老大在机床厂当工程师，老二刚从国外回来，老三在医院当医生，老四还在部队服役。 何赛飞听着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怪想法：这里面会不会有我的丈夫？这个念头把她自己吓了一跳，赶紧低头假装整理衣角，心里暗骂自己荒唐，人家儿子们怕是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三个月后的上海文艺座谈会上，何赛飞又见到了杨老师。 这次随行的还有个戴眼镜的青年，帮杨老师拎着资料袋，说话时总带着笑意。 本来以为是老师的助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照片里的老二杨南，刚从英国读完文化管理回来。 那天下午讨论传统戏曲创新，杨南提出用现代舞改编越剧水袖的想法，何赛飞本来想反驳这种“离经叛道”，但听他分析完梅兰芳访美时的东西方艺术融合案例，突然觉得这个思路其实挺有意思。 两人真正熟悉起来是在次年春天，杨老师托杨南给何赛飞送一本绝版的《傅全香表演艺术研究》。 在剧团宿舍楼下的槐树下，杨南从包里掏出书，还附带了张纸条，上面是他整理的傅派唱腔换气技巧笔记。 那些批注比书本本身还珍贵，何赛飞看着他被风吹乱的额发，突然想起那张四合院墙上的照片，原来命运早就悄悄埋下了伏笔。 1988年秋天，杨南在黄浦江边的公园求婚时，手里拿的不是钻戒，而是两张《西厢记》的首演票。 他说本来想准备鲜花，但觉得戏曲演员最看重的还是舞台。 何赛飞笑着接过票根，突然想起五年前那个冬至的饺子宴，墙上的照片里，那个戴眼镜的青年正站在石舫的栏杆边，目光好像穿过时空，落在了此刻的江风里。 婚后的生活比想象中平淡，杨南在文化局做研究，何赛飞依旧每天泡在剧团练功。 那几年戏曲市场不太景气，团里开始排演通俗剧目，何赛飞本来想坚守传统，后来发现年轻观众更喜欢创新形式。 夫妻俩常常在饭桌上讨论唱腔设计，杨南会用西方歌剧的发声方法给她提建议，她也会教他唱越剧里的哭腔技巧。 1992年何赛飞凭借《五女拜寿》拿下梅花奖提名时，杨老师特意从北方赶来。 后台化妆间里，老人家看着墙上挂着的夫妻合影，突然说其实当年何赛飞走后，她就觉得这姑娘和老二有缘分。 何赛飞笑着问为什么，杨老师说那天她看照片时的眼神，和当年杨南父亲看她时一模一样。 如此看来，缘分这东西确实玄妙，它不像越剧里的唱词有固定脚本，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谱出动人的旋律。 何赛飞后来在采访里很少提这段“照片预言”，她说与其说是命中注定，不如说是两个热爱艺术的灵魂，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刚好找到了彼此。 现在回看80年代的老照片，何赛飞依然会想起那个冬至的下午，玻璃窗上的冰花慢慢融化，收音机里的梁祝唱段正唱到“十八相送”。 那时候的她不会想到，墙上四个陌生青年的笑脸里，藏着她往后半生的答案。 或许这就是命运最温柔的安排，它从不让你提前知道结局，却总会在某个转角，给你准备好恰到好处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