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孩子们大变脸色，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终生未与他再相见。 1988年的冬夜，北京医院的病房里，91岁的茅以升蜷缩在病床上，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一块褪色的湖蓝色布料——那是戴传蕙年轻时旗袍上的料子，边角已经磨出毛边，他却像握着稀世珍宝，指腹一遍遍摩挲着上面暗纹的缠枝莲。 是什么让这位修了一辈子桥的老人，在生命尽头，连一座通往子女心的桥都没能架起？ 那年秋天，戴传蕙的遗像还摆在客厅正中，黑框里的她穿着旧式袄裙，眉眼温和。茅以升坐在对面的藤椅上，面前的茶盏飘着热气，六个子女垂手站着，最小的女儿刚从外地赶回，眼角还带着丧母的红。 他开口时声音有些发颤，说想把权桂云接回家，“她等了我这么多年”。话音未落，二儿子猛地一拍桌子，茶盏里的水溅在桌布上，洇出深色的印子：“爸，您忘了我妈是怎么熬过来的？” 孩子们记得1947年的夏天，母亲正在给妹妹绣嫁妆上的鸳鸯，指尖的银针突然扎进皮肉，血珠渗出来，她却像没知觉似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报纸上那封公开信——父亲在上海“另有家庭”的消息，就这样闯进了茅家的日常。 1950年“忠诚老实运动”中，父亲主动上交的材料里，白纸黑字写着和权桂云的关系，还有那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妹妹。母亲那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再出来时，头发像是一夜落满了霜，从此家里很少再听到她提“以升”两个字，连饭桌上的碗筷都摆得比从前更轻，生怕碰出一点声响。 弥留之际，母亲拉着大哥的手，气若游丝却字字清晰：“别认他。”六个孩子跪在床边，看着母亲枯槁的脸，把这句嘱托刻进了心里。 所以当父亲在母亲头七刚过就提起续娶，那个被母亲用沉默和白发封印了二十年的名字，像一颗炸雷在客厅里炸开。大哥摔门而去时，门板撞在墙上的巨响，震落了相框里母亲的一缕发丝。 权桂云住进茅家那天，只带了一个旧木箱，里面是几件打了补丁的衣裳。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擦桌子、扫地，把戴传蕙生前用的瓷瓶擦得锃亮，却从不敢摆上自己的东西。邻居路过时，总能听见她小声问茅以升：“这样……孩子们会回来吗？” 1975年冬天，权桂云躺在病床上，肺癌晚期的疼痛让她蜷缩成一团，茅以升守在床边，把药片碾成粉混着温水喂她，她却只是摇头，眼睛望着门口，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没等来一个茅家子女的身影。葬礼那天，小女儿穿着孝衣，牵着茅以升的衣角，雪落在他们单薄的肩上，像一层化不开的霜。 后来的十几年，茅以升写过无数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换了又换，从北京到上海，再到瑞士。有一封被退回来时，信封上多了几个钢笔字：“查无此人”，笔迹和大哥少年时练字的字帖一模一样。他去瑞士参加学术会议，提前打听到大哥的住址，敲开门时，大哥看到他，手僵在门把上，几秒钟后，“砰”的一声，门被死死关上，隔着门板传来一句：“我没有父亲。” 85岁后，茅以升常常认错人，把护士叫成“传蕙”，把研究员当成“桂云”，唯独那块湖蓝色的布料，他从不会认错。护士说，他夜里总抱着布料坐在床上，嘴里念叨：“传蕙，你看这桥，修得多结实……” 1989年11月12日，护士发现他时，他的手还攥着那块布料，脸上带着笑，像是终于梦见了桥的另一端有人在等他。灵堂里摆满了花圈，挽联上写着“中国桥梁之父”，来吊唁的人排到了医院门口，可家属席上，六个座位始终空着，像六座永远填不满的桥墩。 人们说，茅以升的一生，是用钢铁和混凝土写就的史诗，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每一座都是国家的脊梁。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座桥，早在1967年那个秋天，就随着子女摔门而去的背影，彻底塌了。而那座桥的废墟上，永远站着一个握着旧布料的老人，等一场再也等不到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