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扬州城一富家千金出阁，光娘家准备的嫁妆就摆了10条街，可惜红颜多薄命，婚后只跟丈夫相守了16年就病逝了！ 十六年后棺木抬出张府时，合肥的街道记不得当年银器碰撞的脆响，只认得那列披麻戴孝的长队里，走在最前的男人始终没抬头——他是张武龄，陆英的丈夫，也是亲手将她“娶”进这座深宅的人。 张武龄祖上是镇压太平军的张树声堂亲，到他这代虽不做官，田契仍能铺满半条街。可他娶陆英那天，盯着运河上漂来的十船嫁妆，手指无意识绞着袖口——这扬州姑娘是读过书的，扬州女子学堂的先生曾夸她“字比男儿挺拔”，连《大礼记》都能倒背如流。 新婚第三日，张家老太太塞来对道光年间的镯子，套在陆英腕上时说：“多添子嗣，十条红绸都嫌少。”那时陆英刚收起学堂带回的算学本，窗外的石榴树正落着花，她没看见老太太眼里的“香火”二字，比镯子还沉。 第四年春天，南京女子师范的同窗来信，说“文书职位虚席以待”，信笺边角还画着学堂的窗棂——那是陆英当年最爱的样子，能望见墙外的天。她把信压在枕头下，夜里听见张武龄在门外叹气：“娘又说要我再娶。”她摸了摸腕上的镯子，第二天便开始咳嗽。 三年三胎女儿，张家老人的脸一天比一天冷，说她“命硬”。张武龄不纳妾的承诺像句空话，他只是在陆英产后血崩时，红着眼吼过一句“请最好的大夫”，转头却任由老太太把安胎药煎得更勤。第七胎夭折那年，陆英在日记本上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墨迹晕开时，她正咳出第一口血。 那时江南女子多如此吗？苏州有位姓吴的小姐，嫁入商户五年生四胎，三十岁便没了气息；杭州林家媳妇更惨，为求儿子吃偏方中毒——陆英的悲剧，或许不是张家独有的“狠”，而是那个年代给女性画的圈，谁也跳不出去？ 晚清到民国初的家族传承，把“香火”二字刻进骨头里。陆家虽开明送女儿读书，却终究要她“嫁得好”；张家要的不是能背《大礼记》的才女，是能续上族谱的“媳妇”。当知识遇上宗族，当个体撞上传统，陆英的身体成了最直接的战场，十年十胎，她用血肉填满了家族的期待。 最后一胎是个男孩，老太太在产房外笑出了泪，没人注意产床上的陆英已经睁不开眼。张武龄站在门边，声音比纸还轻：“叫扬州娘家人来吧。”他守了十六年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原来守不住妻子被消耗的命。 她没能去成南京的学堂，那封藏在枕头下的信，后来被张武龄揣在怀里走了二十里送葬路。短期看，是一个女人的早逝；往深了说，是旧时代无数女性被“贤妻良母”四个字困住的缩影——她们的才华、梦想，甚至健康，都成了家族延续的祭品。 扬州的老街还记着1906年的盛况，十条街的嫁妆里，藏着一个女子最后的自由。而合肥的风，总在提醒世人：有些热闹是用一生去偿还的，就像陆英用十六年，还了那场看似风光的“出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