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天深夜，戴笠把他的秘书周志英抱到了床上，两人一番激情过后，周志英依偎在戴笠的怀中，戴笠承诺过几天就娶她，却不想几天后戴笠把她送进了监狱。 1946年重庆的冬天，嘉陵江边的破庙门口，那个攥着生锈特工奖章的乞丐婆，冻僵的手指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像是要抓住什么——没人知道，九年前她也曾穿着月白旗袍，在曾家岩的灯光下等一句“黄道吉日”。 1937年的杭州，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档案室里，周志英指尖划过卷宗时总带着刚洗过手的皂角香。那时她还是个白净高挑的姑娘，以为守着文件就能安稳过一生，直到戴笠巡视时投来的那一眼，像钩子般把她从杭州扯到了重庆的权力漩涡里。 白天她是处理机密电文的行政秘书，老特务见了都要避让三分；晚上却成了公馆里的私人物件。这种分裂的日子过了两年，她竟从肉欲的纠缠里看出了“爱情”的模样，尤其是在戴笠发妻毛秀丛过世后，那句“挑个黄道吉日”的醉话，让她连夜备好了红嫁衣。 1941年深秋，当黑色轿车停在息烽集中营门口，周志英才发现“秘密关押”四个字，比戴笠的承诺更像一句实话。手令上没有罪名，只有冰冷的铁窗和暗无天日的牢房——她不知道，那时戴笠正忙着把另一位名叫余淑衡的女大学生送去美国留学，手段既多情又残酷。 可她为什么不逃呢？是乱世里没有容身之处，还是那点残存的幻想比自由更重要？在牢房里熬了两年，头发长到腰际，身体被折磨垮了，透过铁窗看月亮时，想的竟然还是“抗战胜利就结婚”的春秋大梦。 1943年出狱时，她衣衫褴褛地一路跪到戴公馆门口，破碗里的冻疮膏混着眼泪，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戴笠抄起鸡毛掸子的瞬间，她才看清权力的眼里从来没有“旧情”，只有被冒犯后的暴怒——打完，他甚至没再看一眼，挥手让特务把这个“疯女人”扔回监狱。 这次进去，她彻底疯了。渣滓洞的霉味钻进骨头缝，她开始对着铁窗喊“戴局长夫人”；后来转回息烽，来来回回的折腾把理智磨成了粉末。每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别人在欢呼，她就缩在墙角缝补一件不存在的嫁衣。 有人说她是被爱情冲昏头脑，可翻开1943年的军统档案，余淑衡正拿着戴笠给的船票赴美留学。同样是女人，一个被送去镀金，一个被踩进泥里，差别或许不在情分，而在“利用价值”是否耗尽——周志英的“痴”，不过是把权力的施舍误读成了爱情。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沈醉清理关押名单时，随手就把这个没了威胁的女人放了。狱警打开铁门，那个曾经想要红妆出嫁的姑娘，穿着脏得发亮的破棉袄，只会机械地重复自己的“夫人”身份。 重庆街头从此多了个见穿军装就跪的疯女人。短短几个月，她的生命走到尽头，大雪掩埋破庙门口的身体时，攥着奖章的手指还没松开。29岁的年纪，她用一生证明了那个道理：在极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里，真心和尊严从来都是最不值钱的零件，用完即弃，不留痕迹。 她曾在深夜的怀中听承诺，最终在寒冬的街头念“夫人”；红烛未点，疯癫成妆，重庆那年的雪，落得比她的眼泪更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