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叶亚华在澳门街头要饭无果，无奈在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结果引起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1951年的澳门街头，满是离乱之苦，没人会去留意一个角落里的乞丐，直到这位衣衫褴褛的妇人，竟然用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过路的记者攀谈起来，她身旁瘦弱的孩子正啃着发霉的面包，而她手里紧攥着的破木板上。 用木炭赫然写着惊心动魄的一行字：“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这一幕被《华侨日报》捕捉并刊登，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了海峡对岸某些人的脸上，当报纸被送到蒋介石案头，他拍案怒斥这是“党国的耻辱”随即派人将这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母子接往台湾。 但人们不禁要问，从显赫的将军夫人到带着八岁幼子在这座孤岛上吃树皮、睡破庙，这位名叫叶亚华的女人，究竟经历了怎样荒诞而沉痛的半生，故事的底色，其实早已在战火燃起前埋下。 当叶亚华还在四川大学念书时，她眼里那个“魁梧的军官”王铭章，实则是个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作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的科班生，王铭章在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中积攒了厚实的家底，生活优渥。 但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川军将领，背负着多少“原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既服从命令参与过对红军的“围剿”又因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和背叛革命而深感愤怒，当年那支川军队伍有着响亮却讽刺的恶名“双枪兵”，因为他们不少人手里是一杆川造土步枪。 嘴里还叼着一杆烟枪，就这样一支被二战区司令阎锡山骂作“叫花子”、甚至拒发物资的部队，在王铭章的带领下爆发出了惊人的血性，因为被轻视，王铭章一怒之下命人强开了阎锡山的军需库。 因为要洗刷内战的耻辱，他在得到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拨付的棉衣和手榴弹后，当即决定以死相报，惨烈的滕县保卫战，就是这场赎罪之旅的终点，两万川军对阵四万拥有坦克飞机的日军精锐，这本就是一场注定无回的死局。 当王铭章在城墙上吼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时，他已经在给怀孕的妻子叶亚华留下的遗嘱中安排好了一切：一旦战死，家中积蓄除生活费外，全部用来办学，他不仅是在守一座城，也是在用这种决绝的方式。 为曾经参与内战的自己，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头争取最后一份尊严，1938年3月，王铭章兑现了他的诺言，在与突入城内的日军展开白刃战时身中七弹，壮烈殉国，他用生命为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换来了蒋介石亲题的“民族光荣”和陆军上将的追授。 然而，活下来的人，往往比死者承担着更重的十字架，叶亚华并没有像普通阔太那样带着那一万两千元的巨额抚恤金远走高飞，而是坚执地执行了亡夫的遗愿，她换下华服，亲自去工地监工，清点砖瓦，建起了一所“铭章中学”，并自任校长。 在这个温婉的女学生心中，办教育是丈夫精神生命的延续，可时代的巨轮转动时，从不顾及个体的悲欢，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这位倾尽家财办学的烈士遗孀，被贴上了几道致命的标签：反动军阀的小老婆、剥削人民的大地主女儿、甚至成了“臭知识分子”。 在这张无论怎么辩解都是死罪的大网下，曾与她相依为命的王铭章原配夫人被活活吓死，叶亚华也被逼入了绝境，为了保住王铭章这点唯一的骨血，她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儿子王道纲，开始了一场跨越三千里的生死逃亡。 这对母子从成都一路向南，变卖了仅剩的金镯子和翡翠耳环，混过了一道又一道盘查关卡，在最绝望的时候，甚至险些被土匪抢走了孩子，当他们终于跌跌撞撞地跨过边境线抵达澳门时，曾经不仅在四川甚至在全国都备极哀荣的将军之家。 已经只剩下一件破棉袄和兜里最后的半块银元，如果不是那个懂英文的“乞丐”在街头绝地求生般的一呼，这对母子或许早已悄无声息地饿死在他乡的角落，被接回台湾后的日子虽安稳了，叶亚华当了教员，儿子也读了书，但心里的那个结却始终死死系着。 王道纲虽然成年，却选择了终身不娶，最终在台北的一座寺庙里皈依佛门，那盏青灯古佛旁，或许才藏着这一家人无法对人言说的颠沛与创伤，直到半个世纪后，两岸坚冰消融，已是九十岁高龄的叶亚华才得以搀着出家的儿子，重新踏上四川故土。 幸运的是，尽管当年的王家祠堂已无处寻觅，但那所她用抚恤金一砖一瓦建起的铭章中学依然书声琅琅，当地政府不仅给予了这位烈士遗孀迟到的尊崇，还在桂湖公园旁为她安置了晚年住所。 在那生命最后的八年时光里，这位从世纪风雨中走过的老人，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阳台上凝望，因为那个方向矗立着王铭章将军的骑马铜像，在建川博物馆的纪念仪式上，当她布满老年斑的手颤抖着擦拭丈夫冰冷的雕像基座时。 那句对年轻人说的“将军用命换来的太平，你们要珍惜”，又何尝不是她对自己这坎坷一生的最后注脚，2011年深秋，百岁老人叶亚华安然离世，她的墓碑遵其遗愿，朝着滕县的方向伫立。那一刻，生与死、离与归、忠诚与误解，终于都在时光的尽头达成了和解。 信息来源：建川博物馆官网——抗日名将王铭章专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