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0岁女环卫工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是丈夫留下的后，她竟决定拿24亿捐给国家：“这是他欠国家的！” 赵碧琰年轻时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沈阳大户人家千金，原名耿维馥。1921年那会儿，她才21岁，她遇到了刚从日本丧妻回国的赵欣伯。 那时候的赵欣伯，看着是一表人才，又是留学生，把年轻的耿家大小姐迷得五迷三道。他早年混迹天津北洋大学，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书读不成了，他就去唱戏，结识了第一任妻子王碧琰。靠着女人资助，他才去了日本留学，还攀上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些后来著名的甲级战犯。 这两人结婚时，赵欣伯提了个极其霸道的要求：耿维馥必须改名叫“赵碧琰”，连名带姓都得随他前妻。这种明显把活人当替身的事儿，陷入热恋的耿小姐居然忍了。 1925年，赵欣伯拿下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了中国留学生里的头一份。 回国后，他没想着怎么报效国家，反倒是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这赵欣伯简直就是日军侵华的急先锋。他不仅不反抗，还带头搞了个“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忙前忙后地筹建“伪满洲国”，甚至连长春改名“新京”这种数典忘祖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当时的老百姓恨得牙痒痒，送了他一个外号，“伪满洲国的产婆”。 凭借着卖国求荣，赵欣伯爬上了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位置。 1933年，因为贪得太狠，连日本主子都看不过去了，把他打发到日本去“考察”。 他在东京疯狂置业，买地跟买大白菜似的。为了掩人耳目，他把这些地契、房产的名字，统统写成了妻子赵碧琰。 1939年，局势变了，赵欣伯带着老婆孩子回了北平。临走前，他留了个心眼，把在东京的这些巨额财产，委托给了一个叫铃木弥久的日本人打理。他以为这是步妙棋，没成想，这才是后面那场跨国官司噩梦的开始。 抗战胜利后，清算的日子终于来了。赵欣伯因为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到了1951年，这家伙还没等到审判，就猝死在了监狱里。 他这一死，那是罪有应得，可苦了赵碧琰母子。 为了活下去，也为了给儿子赵宗阳一个安稳的环境，赵碧琰隐姓埋名，在这个曾经她丈夫横行霸道的城市里，拿起扫帚，成了一名普通的清洁工。 这一扫，就是几十年。 转机出现在1963年。 那天，几位国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敲开了赵碧琰破旧的家门。他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本政府正在满世界找一个叫“赵碧琰”的人，因为赵欣伯当年在日本留下的那些地皮和房产，经过几十年的经济腾飞，已经增值到了一个天文数字——折合人民币约30亿。 但是，这钱想要拿回来，难如登天。 首先是那个代管人铃木弥久。这日本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守着这么大一笔财富几十年，早就不想吐出来了。他甚至伪造了赵碧琰的死亡证明，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其次，消息一走漏，各路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日本那边突然冒出好几个自称“赵碧琰”的女人，还有人为了冒充赵宗阳，竟然把自己的好好的眼睛弄瞎一只，简直是丧心病狂。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没有坐视不管。工作人员对赵碧琰说得很清楚：“这是中国公民的合法财产，绝不能让它落入不法之徒手中，更不能便宜了日本人。” 这话，给了赵碧琰底气。 但这场官司，一打就是20多年。从1963年一直拉锯到1984年。 咱们国家专门成立了律师小组，帮着赵碧琰收集证据。最关键的一环，还得证明“我是我”。律师们跑遍了中国和日本，甚至找到了溥仪的胞妹韫颖。 当年赵碧琰做官太太时，跟皇室走得近，韫颖站出来作证，指认了赵碧琰的身份。这一份份沉甸甸的证词，终于敲开了日本法院的大门。 1984年9月4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最终判决：赵碧琰胜诉，拿回属于她的30亿财产。 消息传回国内，北京西城的那条胡同沸腾了。大家都在猜，这老太太发了大财，以后肯定是要去国外享福了，或者起码得盖个大别墅，雇百十个保姆吧？ 结果呢？赵碧琰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沉默的决定。 在拿到钱的那一刻，她没有狂喜，反而显得异常平静。她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了那句后来震撼无数人的话：“这笔钱，大部分要捐给国家。” 赵碧琰是这么说的：“这笔财产如果没有国家出手，根本就要不回来。更重要的是，这钱是我丈夫当汉奸搜刮来的不义之财，是他欠国家的债。我留着这钱，心里不踏实；给了儿孙，那是害了他们。只有还给国家，才能替他赎点罪，我这心里才能安生。” 没有任何犹豫，她大笔一挥，将遗产中的80%，也就是24亿，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剩下的那一点，除了给律师和帮忙的朋友做酬谢，只留了极少一部分给儿孙过日子。 记者去采访她时，发现这位身家亿万的老太太，依然住在那个旧院子里，依然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衣服。有人问她：“您真的不后悔吗？那可是24亿啊！” 赵碧琰淡淡一笑：“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当了一辈子环卫工，扫了一辈子大街，现在，我终于把家里最脏的东西也扫干净了。” 这话说的，通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