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汉奸刘儒明活埋了我方一侦察员，锄奸队几次想除掉他都没得手。张士根认为杀个汉奸能有多难，可等他领到任务时，却傻了眼！ 张士根是个新来的，年轻，性子急。听到刘儒明这号人干的缺德事，他拳头捏得咯咯响：“不就是个汉奸嘛，夜里摸进去，一刀了结的事，能有多难？”队里老同志眯着眼抽烟，没接话，只笑笑。这笑里有东西，张士根那会儿看不懂。 任务真派到他头上那天，他才明白那笑里的意思。队长把他叫到里屋，油灯昏暗，话也压得低：“士根，你的任务不是去杀刘儒明。”张士根一愣，脱口就问：“那干啥？看着他继续害人？”队长铺开一张皱巴巴的纸，手指重重地点在上面：“要他手里这份名单。保命的名册，关系七八个同志的性命，还有城里联络网。这比要他命要紧一万倍。” 张士根这才真傻了。杀人简单，刀快枪准就行；可要从一只老狐狸窝里掏东西，还不能打草惊蛇，这活儿像在绣花针尖上跳舞，还得蒙着眼跳。刘儒明知道自己仇家多，窝修得跟铁桶似的，院墙高，养着狼狗，出入都有两三个带枪的伪军跟着。硬闯？那是送死，前几次锄奸队没得手，就是这原因。 可名单必须拿到。牺牲的侦察员老赵，被活埋前拼死传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名册……在刘手里”。那不只是几张纸，是活生生的人命，是一座城的血脉。 张士根那股冲劲，像被泼了盆冰水，滋滋地凉，可心底又慢慢烧起另一把火。憋着的、较劲的火。他开始琢磨，白天黑夜地琢磨。刘儒明怕死，疑心重，但对两个人稍微松点弦：一个是给他看病的日本军医，一个是他信了多年的老管家。军医那边没缝可钻，老管家呢？老爷子贪杯。 机会来得偶然。老管家常去城西一家小酒铺打酒，掌柜的是我们的人。张士根扮成跑单帮的货郎，在酒铺混了脸熟，一来二去，跟老管家搭上了话，专挑他半醉时聊，听他大倒苦水，骂刘儒明刻薄，怨自己晚年无靠。张士根不劝，光听，偶尔递句暖话，送点便宜却稀罕的下酒菜。 信任是一点点抠出来的。过了小半个月，老管家喝迷糊了，拍着他肩膀哭：“小兄弟，这世道……人不像人呐。”张士根知道，火候快到了。 那天，他瞅准刘儒明带人去赴日军的宴，宅子里空虚。老管家又喝了他的酒，晕晕乎乎。张士根搀着他往回走，很“自然”地进了院门。狼狗认得老管家，没叫。他眼疾手快，把备好的掺了药的肉丢过去，不一会儿，狗也瘫了。 钥匙在老管家身上。书房那个锁着小铁柜的钥匙。张士根手稳得很，心跳却像撞鼓。开柜，翻检，一叠叠票据、大洋、文件……终于，一个薄薄的、封皮写着“礼记”的本子入手。他快速翻看，几个熟悉的名字和地址跳进眼里。对了，就是它！ 东西揣进怀里，原样锁柜，摆好钥匙，扶着鼾声如雷的老管家躺倒。他溜出刘宅，隐进夜色，整个过程不到一炷香。没动刘儒明一根汗毛。 后来，名单上的同志安全转移，联络网得以保存。刘儒明呢？因为“丢失重要文件”，被日本主子怀疑，失了势，没过半年，在一次火并中被仇家乱枪打死，没脏我们同志的手。 张士根后来对新人说：“杀一个汉奸，痛快是一时的；掐断他的毒根，保住自己的人，那才是真本事。最难的不是扬刀，是勒住自己那把杀心的缰绳。” 这事儿让我琢磨，战争年代，那种非黑即白、快意恩仇的想象，往往把斗争简单化了。真正的较量在暗处，在人心，在分寸之间。锄奸，锄的不只是“奸”这个人，更是他代表的破坏力。有时候，留着他慌乱狗咬狗，比一刀解决，对大局更有利。那种克制与谋划，需要另一种更坚韧的勇敢，咽下怒火，收起刀锋，为了更大的目标沉默地周旋。这或许才是隐蔽战线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模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