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他正要付钱，却被青楼女子拉住，她说，“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要娶我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洋泾浜边的一个穷棚子里，那地方破败不堪，家里穷到连米都买不起。父亲拉黄包车维持生计，母亲给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她从六岁开始进私塾念书，老师觉得她聪明，学东西快。可家境太差，读到十三岁，父亲得伤寒病死了，家里彻底没指望了。母亲没办法，把她卖到长三堂子，只换来三十块大洋。老鸨拿了钱，让她学弹唱和仪态，她嗓子好，很快就成了堂里的头牌艺人。这段经历让她早早接触社会底层，但也让她明白靠自己才能出头。 董竹君在堂子里遇到四川军官夏之时，他三十出头，来听曲子，还带了本《新青年》给她看，里面有“自由”这样的词。夏之时几次来找她，最后提出赎身。老鸨要三万大洋，他同意了，但她拦住，说要明媒正娶、随夫留学、家里她作主。夏之时答应了，她自己逃出堂子，只带了琵琶。他们简单办了婚礼，就去了日本。董竹君进女子师范学校，白天上课，晚上学法文。夏之时在军校，有时劝她女人不用读那么多书，她还是坚持学下去。她读《民约论》，抄“人生而自由”。1917年，她带女儿参加东京女权集会，坚持举牌子。那几年，她的想法越来越开阔，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1919年，他们回国，董竹君看到家乡女人还裹脚，男人抽鸦片，她觉得国家要变，不光靠男人。在成都，她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招乡下女工学手艺，厂子小，但养活了几十人。她又开飞鹰黄包车公司，雇车夫，让女人管账。这是她第一次做生意，在男人堆里学着讨生活。四川乱，货币崩盘，厂子倒闭了。夏之时失势后吸鸦片，整天消沉，她劝不动。1929年，她带四个孩子回上海，只带破行李和点首饰，从头开始。这段婚姻让她看到靠别人不行，得自己闯。 1930年，董竹君用攒的钱办群益纱管厂，靠女工手工做管子。没多久，一二八事变把厂炸没了，她埋了机器零件，说这不是结束。1935年，她借两千块，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开锦江川菜馆，请川厨做菜，门口挂“锦江”牌子，取自成都的河，也像她走过的路。她雇女服务员，教她们识字记账。茶室开张后，上海的进步青年、记者、抗日志士常来聚头。她认识很多人，但不张扬。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宪兵查店，她装作只做生意。其实后厨藏抗日材料，她让伙计换标签，把传单混在酱油桶里送出去。一次被捕，她不承认，出狱后说人活着还得做事。 战争让她流亡菲律宾，靠给人做饭过日子。1945年初，她坐难民船回国，在上海马浪路办秘密印刷所，印地下刊物，那印刷机她说是比琵琶还响的东西。1946年，上海平静了，她重开店，把餐馆和茶室合并。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挂牌，她当董事长。那天她穿旧旗袍迎客。饭店灯光柔和，菜香四溢，成了上海名流和外宾常去的地方。她早起查厨房，检查灶火。有人叫她上海女强人，她笑说就是会算账的车夫女儿。1956年，她把饭店上交国家，捐十五万美元，说钱如流水，不如修学校。那年她六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