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军在甘肃逮捕一女匪首，竟是失散 14 年的红军排长，当战士们将她押进团部时，她袖口磨出的补丁里还缝着半块褪色的红布条。 1950年深秋，甘肃陇南的山风卷着黄土，吹得解放军33团的军旗猎猎作响。战士们刚结束一场剿匪战斗，押着个短发、脸上带刀疤的女俘虏往团部走。这女人腰里还别着双枪，眼神像山里的狼，谁看了都觉得是个凶悍的匪首。 进了团部，团长李国栋正要问话，目光突然钉在女人的破棉袄上。袖口磨出了毛边，打了块厚厚的补丁，补丁缝得极紧，里头隐约露着点红色。他走过去伸手一摸，女人猛地缩了缩胳膊，却没挣脱。李国栋轻轻挑开针线，半块褪色的红布条露了出来，上面还能看清“中国工农红军”几个模糊的字。 “你叫什么？”团长的声音都发颤了。 “吴珍子。”女人冷冷地答。 李国栋突然站起来：“你是红四方面军的吴排长？！” 这话让满屋子战士都愣住了。谁能想到，眼前的女匪首，竟是14年前失散的红军干部。 时间倒回1936年，19岁的吴珍子还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排长。她是四川仪陇的童养媳，当年跟着红军闹革命，学了医术，既能给伤员包扎，又能端起枪打仗。那年冬天，西路军西征甘肃，遇上了马家军的骑兵围剿。在祁连山的梨园口，吴珍子带着女兵们掩护战友突围，最后子弹打光了，她腿上中了弹，昏死在雪地里。 等她醒来，发现自己被个猎户救了。可外面到处是马家军的通缉令，写着“活捉共匪女头目”。为了活命，她只能隐姓埋名躲进深山。她学打猎、制陷阱，把自己练成了山里通。后来她找到几个失散的红军，又收容了些被马家军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慢慢拉起一支叫“山鹰队”的队伍，自己化名“吴三娘”当了头。 有人说她是匪首，可当地百姓都叫她“吴大姐”。她定了规矩：只抢地主的粮仓，分给挨饿的穷人；不抢老百姓一针一线，还帮老乡治疟疾、修屋顶。马家军的探子来查探，她悄悄杀了为战友报仇；八路军的侦察员掉队路过，她还偷偷送盐送水。这些年，她从没忘了自己是红军。 可失散的日子太难熬。1937年她曾挣扎着去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想归队，可没有介绍信，没人能证明她的身份，只能被婉拒。后来她落到土匪窝里，匪首看中她的医术和本事，逼她留下。老匪首死后，大家都服她，推她当了头领。她没法选，只能在山里硬扛，唯一的念想就是缝在袖口的红布条——那是当年妇女团突围前，团长撕给她包伤口的军旗边角料。 在团部的审讯室里，吴珍子一直不说话。直到李国栋拿来1935年的红军干部名册，指着“吴珍子”三个字，她才浑身一震。她颤抖着撕开补丁，把红布条捧在手里：“我没当叛徒，我就是找不到队伍了。”14年，这布条被她缝在离心口最近的地方，不是为了证明身份，是怕自己忘了本分。 组织连夜核查，找来了当年的老战友辨认。吴珍子说出了当年战斗的细节：过草地时每人每天只有半块干粮，永昌战斗时哪个小战士为护军旗牺牲，这些只有亲历者才知道。很快，军区批文下来了：撤销“匪首”定性，恢复她的军籍，按正连级待遇安置。 可吴珍子摇了头：“山里还有几十个跟着我吃苦的兄弟，我不能丢下他们。”她没进城享福，带着那些人在山里办识字班，教妇女认字，后来又组织互助组开荒种粮。1955年授衔时，有人说要给她补军功章，她摆摆手：“只要组织记得我是红军，就够了。” 后来的日子里，吴珍子一生没嫁，收养了7个孤儿。她在卫生院当医生，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兜里总揣着把炒黄豆——那是1936年西渡黄河前，炊事班长塞给她的“喜糖”。1976年她病逝后，被葬在陇南山坡上，坟头朝着东方，那是当年红军出发的方向。 如今那半块红布条还保存在纪念馆里，旁边的说明写着：“吴珍子遗物，见证信仰之坚。”14年风雨，她从红军排长到被误认为匪首，身份变了，可心里的那点红从没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