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溥仪不能杀，而且搞特赦第一个就应该是把溥仪放出来，溥仪好歹也当过三年皇帝，那可是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虽然那时候溥仪还是三岁小孩，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最大的，所以第一个就把溥仪放出来能体现我们新中国的博大胸怀。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北京广场还在排练，毛主席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在十周年时，对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伪满洲国战争罪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在这份名单里，被放在极醒目的位置。 消息公开，茶馆、机关、胡同口都在议论。 有人说，这是新中国政权扎得牢了；有人说，这是把“惩办和宽大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的路子做成样板；也有人点着烟悄悄感叹：让末代皇帝活着走出来，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宣判。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晚，人民大会堂国宴，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招待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贵宾和国内名人。十月一日，首都七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大会、阅兵和群众游行，礼炮声里，“溥仪特赦”成了当年国庆最热的话头。 往回看，溥仪的人生一早就被按在歪轨道上。 三岁被抬上龙椅，当三年皇帝；退位后在紫禁城“优待”几年，终究被请出宫。 再往后，搬去天津张园、静园，一住六七年，二十来岁，血气方刚，跟英语老师庄士敦学外语，看洋人出入，心里长出个去欧洲转一圈的念头，被遗老、父亲、日本人三头拦下。 路被堵死，他反过来投向日本军国主义，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给侵略者抬轿，当了帮凶和走狗。 天津还有一段文绣的离婚。两人办完手续，表面一刀两断，她回娘家却备受冷眼，孤身清苦。 溥仪后来翻这几页，只能认一句“千不该万不该投靠日本”，说自己喜事、悲事、丑事、恶事搅成一锅，最后落成“一步走错，万步难回”，对祖宗无颜，对晚辈无脸，甚至抱怨，当初要是不被推去做皇帝就好了。 日本投降后，他被苏联红军押往远东关押。 之后押回国内，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近十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 白天干活，夜里开会、学习、写检查，思想上的拉扯几乎天天有，他自己说，最厉害的时候，人已经被逼到了生与死的边缘。 抚顺对战犯有一套规矩：先按人看，再按罪看，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战犯生病要及时治疗；衣食起居虽在监狱里，基本生活标准得托住；坚持自己动手做个人和社会劳动；组织去工厂、学校参观，让他们看见国家建设成就；再适度放开同家属之间的书信和探望，让亲属同政府一起教育人。 溥仪后来承认，自己能“改恶从善”，离不开这一整套安排，更关键的一条，是把心里那个看不见的“皇帝尊号”扔掉，认罪服法，重新做人。 一九五九年特赦之后，他回到北京，在北京植物园劳动、休养，同时开始做清史资料。 曾经被举着长大的皇帝，穿上蓝卡其中山服和布鞋，在食堂里端铝饭盘排队，在公共汽车上抓着扶手跟人挤。社会对他先是好奇，慢慢就当成一个有前朝背景的普通战犯。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人民大会堂的走廊里，周恩来同溥仪夫妇从福建厅走向新疆厅，边走边聊，照片把这一刻定住。 同一年，毛主席在颐年堂单独接见溥仪。 这天他穿着蓝卡其中山服，脚下布鞋，身材修长，脸色略近檀色，戴着墨边眼镜，显得清瘦。 刚进门，神情里自责、喜悦、企盼混在一起。 值班人员端茶，他摘下眼镜，红着眼圈，说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犯过死罪”，今天见到毛主席，是一生最大荣幸，话没说几句就哽住了。 毛主席摆摆手，不让他在“死罪”两个字上打转，先说欢迎回北京，再问在北京植物园劳动、休息得怎么样，清史资料做得顺不顺手，提一句人已经五十多岁，要注意身体，也要继续学习工作和生活，还直接肯定他这些年的进步。 这几句朴素的话，把溥仪的情绪一下子冲开，他当场失声痛哭，只能接过热毛巾擦脸，慢慢平静下来。 饭后，两人回到大厅喝茶。 接见快结束时，溥仪提起，打算重新整理自己的往事材料。 毛主席起身握住他的手，说可以写，但要守住“一真二实”，对历史要真，对自己要实，写自己和同自己有关的人和事，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以前写过的，可以在新的认识基础上修改补充，只要把自己写清楚，别人自然会明白。 临走前，毛主席又叮嘱，他该抓紧找个合适的女人结婚成家，生活上有人照顾，对工作和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后来留下来的画面很碎，却很扎眼：有油画画着毛主席宴请溥仪，有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同溥仪夫妇在人民大会堂长廊里的照片，有溥仪在延安参观毛主席旧居时请当地农民给自己签名留念的照片，还有一九六四年他静静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身影。 一个三岁被抬上龙椅的末代皇帝，从紫禁城走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从北京植物园走到颐年堂，走到特赦名单的第一位，被新中国推到历史镜头前，让世人看清一句硬话：旧皇帝可以不杀，新制度一样站得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