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长沙市委代表蒋新祺去看望华国锋，交谈中，已从不过问政治的华国锋突然说道:“工厂问题比较多啊，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许多都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话音落下时，他握着茶杯的手指微微用力，杯壁上的茉莉花茶渍晕开一小片深色——这个退休多年的老人，书房里常年堆着全国各地的报纸，却很少对具体事务表态，这次破例，只因那些在寒风中徘徊的下岗职工，住进了他心里。 湖南老辈人记得，他在湘地主政二十多年，从来不是坐办公室的领导。修韶山灌区时，他带着技术员趴在工地木板房里改图纸，泥浆溅到中山装前襟也不在意；支持袁隆平搞杂交水稻，顶着“浪费粮食”的质疑，把试验田列为全省重点，“让农民多打粮”是他唯一的理由。 1998年的冬天，长沙街头多了些沉默的身影。湖南绸厂的女工攥着最后一个月工资条，天伦造纸厂的老工人蹲在厂门口，看着“破产重组”的牌子发呆——全国892.1万下岗职工，他们只是其中几个，却代表着一个个“一家几代在一个厂”的家庭。 有人说，退休了就该含饴弄孙，何必操心这些“具体事”？他却翻开报纸，指着“再就业服务中心资金不到位”的报道，“政策是好，但得像修水渠那样盯着水流到田里——当年欧阳海灌区要是没人盯着施工，湘南农田能旱涝保收？” 国家很快行动起来。6月出台的文件里，“三三制”筹资方案写得明明白白：财政、企业、社会各出三分之一，再就业服务中心要管下岗职工的吃饭、培训。可他还是不放心，“不能让为国家卖过力的人受委屈”——这句话，是提醒，更是监督。 年底的数据给出了答案：609.9万下岗职工重新上岗，长沙船舶厂转做钢结构工程，车间里又响起了电焊的滋滋声；天伦造纸厂的老工人成了社区保洁员，每月工资虽不多，却能按时拿到手。这些变化里，有政策的力度，更有老人那句“不能忘记”的温度。 他一辈子没说过多少豪言壮语，却用行动把“为民”刻得很深。早年在湖南推广合作医疗，背着药箱走村串户；防治血吸虫病，亲自到疫区查看钉螺；退下来后看新闻，看到下岗职工的报道就叹气，“他们年轻时为国家建设流汗，现在不能让他们流泪”。 那些为国家发展付出过的普通人，凭什么不能被记住？就像他常喝的茉莉花茶，不张扬，却把苦涩留给自己，把清香留给别人——这或许就是老一辈革命家最朴素的情怀：不管时代怎么变，改革怎么推进，人心的温度，永远不能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