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9日，周总理低下头含泪扒着碗里的小米饭。当年越南到中国寻求援助，开口81亿，毛主席只批准25亿，越南心怀不满。 老照片里，周恩来坐在木桌前，面前一碗小米饭，筷子一下一下往嘴里扒，人把头埋得很低，只露出削得很尖的下颌。 后来流传的一组说法，总喜欢跟这张照片并在一起：一九七三年前后，越南向中国开口要援助，有人按当时资料估算，张口要到八十一亿，最后只批了大约二十五亿。 数字真假留给史家去算，但一个国家在账本上的紧巴劲儿，和照片里这碗小米，多少能对得上。 时间是六月九日上午，执行外事任务的专机落在延安机场，他陪着越南总理范文同走下舷梯。 迎接的干部和群众站成一排，目光都追着他。他看了一圈，说：“我又回到家里来了。”离上一次从这里离开，已经过去二十六年。 那时他还精神抖擞，现在早被多方专家确诊为早期膀胱癌，长期操劳，人瘦了一大圈。 车队从机场往城里开。黄土路坑坑洼洼，窑洞门口晾着打补丁的衣服，院子里孩子攥着粗糙的窝头啃。陪同的干部汇报：“地区十四个县，一百三十万人，农民人均粮食不到二百五十公斤，人均年收入不到五十元。”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看，脸色沉下来，把延安地委副书记土金璋叫到身边，压低声音问：“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延安人民当年把最好的粮、最能打的儿子往前线送，如今温饱还靠不住，怎么算都难受。 坐到桌边谈工作时，他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革命打下全国，现在农业还这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屋子里静了一阵。 接着他抬头看着在座的人，问：“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时任地委书记许效民和几个干部互望一眼，只说了一个字：“行。”知道这“行”意味着啥，也只能应下来。周恩来点点头，说：“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 公务告一段落，他心里还惦记着一个人。 人一到延安，就让同志们帮忙打听当年的老邻居。很快有消息传来，说那家人还住在城边的窑洞里。 进到屋里，炕上铺着褪色的被褥，墙角一圈黑烟，桌椅简单，日子一眼就能看透。 简单叙旧后，他把老邻居一家接到宾馆吃饭。饭桌不算丰盛，主食是小米饭，一碗碗端上来，热气直往脸上扑。老邻居刚开始有些拘谨，筷子伸出去又缩回来，过一会儿才放开，大口大口往嘴里送，看得出来，平时难得吃上这么细的小米。 吃到最后，碗底还黏着一层米粒，他抬头要了一碗白开水。 水端过来，他把碗轻轻一晃，让米粒都浮起来，然后仰头一点一点喝下去，连粘在碗沿上的几粒也不剩。 这一幕，周恩来看得清清楚楚。筷子停在半空，眼眶一下就红了，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桌面上，晕出一小圈水痕。 他伸手一抹，把水痕擦掉，低下头，埋着脸慢慢扒起自己碗里的小米饭。 老邻居当然也看见了。 嘴里嚼着香甜的小米，心里却直打鼓。总理坐在一旁落泪，自己吃得这么起劲，难免觉得过意不去。之后再有人问要不要添饭，他连连摆手。周恩来看出他的心思，坚持再给盛一碗，让他多吃两口，把肚子填饱。那一碗，老邻居几乎是含着泪咽下去的。 当天晚上，屋子里安静得有些压抑。 警卫员发现，周恩来坐在沙发上，脸色发沉，眼神发直，很少主动说话。延安那十四个县、一百三十万人，人均粮食不到二百五十公斤，人均年收入不到五十元，再加上老邻居那碗被白开水冲干净的小米，一桩桩压在心口，很难放开。 把这趟延安之行放回到一九七三年的格局里看，一头是老区这样的欠账，一头是对外援助越南的压力。越南希望中国多出力，民间流传的“开口八十一亿、批下二十五亿”的说法，不管细节如何，至少说明双方的心理落差不小。 援外多一点，国内就得勒得更紧；援外少一点，又怕扛不住局势，这些账都得在总理这张桌子上掰清楚。 周恩来在延安说“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表面是向老区赔一声心里话，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记账。外面有盟友盯着，里面有黄土地上的庄稼人等着，步子大了怕扯到筋骨，步子小了又怕拖慢了脚程，这种为难，很难对外细说。 六月十日上午十点，延安机场再次响起飞机的轰鸣。 周恩来陪同外宾登上舷梯，在入口处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山坡和城廓，说：“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这句话顺着风散开去。三年之后，他病逝，再没有机会回来。 许多年后，人们再看那张低头扒小米饭的照片，有人看到朴素，有人看到愧疚。 照片不辩白，也不解释，只留下一个画面：粗瓷碗里是小米饭，桌边坐着一个疲惫的总理，把眼泪悄悄擦干，又低下头接着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