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战役前三次都打赢了，为什么第四次却惨败？原因很简单，前三次日军兵力通常在6万到8万人之间，而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有40万精锐主力，能够抵挡得住。可是到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海上交通被美军切断，迫切想打通中国大陆南北的陆路通道，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实施“一号作战”。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始终离不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从1939年第一次会战开始，日军每次投入的兵力都在六万到八万人之间，而薛岳率领的第九战区常年保持着四十万左右的精锐主力。 这些兵力沿着新墙河、汨罗江、浏阳河构筑起层层防线，就像一张张开的大网，将日军的进攻势头逐步消耗。 第一次会战中，第52军的一个营在新墙河防线死守七十三小时，哪怕面对日军的毒气弹攻击也未后退，为后续部队布防争取了宝贵时间。 第三次会战更是创下经典，薛岳的“天炉战法”让日军陷入预设的包围圈，岳麓山的炮兵阵地居高临下提供火力支援，最终歼灭日军五万余人，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首次重大胜利。 但是在1944年，国际战局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海上交通线被美军彻底切断，东南亚的物资补给无法运回本土。 为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的陆路通道，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占领区连成一片，日军决定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而长沙作为粤汉铁路的关键节点，自然成为这次攻势的核心目标。 这次日军不再是试探性进攻，而是真正的孤注一掷。 他们调集了十个师团的兵力，总人数达到二十五万至二十八万，是前三次平均兵力的三倍多。 而且第九战区的兵力优势早已不复存在，经过多年征战，原有四十万主力被陆续调往其他战场，第四次会战前实际参战兵力仅剩下三十五万左右，看似数量仍有优势，但部队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更致命的是指挥层面的混乱，薛岳将战斗指挥所从岳麓山移至朱亭后，没有明确长沙守军的最高指挥官，第4军军长张德能与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互不统属，防务布置各自为战。 1944年6月16日，日军在航空兵的直接支援下对长沙发起总攻。 他们兵分多路，一面猛攻长沙城区，一面集中力量夺取岳麓山制高点。 日军第34师团当天就攻占了岳麓山两侧的虎形山和牛形山，第58师团则突破了长沙城区的防线，直逼天心阁。 第二天，日军不仅加强了地面攻势，还施放大量喷嚏性毒气，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 岳麓山作为长沙的门户，一旦失守就意味着城区失去火力掩护，张德能不得不下令抽调城区兵力渡江支援，可夜间渡河的部队秩序混乱，又遭到日军袭击，损失过半。 当渡河部队艰难抵达湘江西岸时，岳麓山的全部阵地已经被日军占领，长沙城区的守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留在城里的两个团虽然顽强抵抗，但面对日军的轮番猛攻终究难以支撑，最终只有千余人从北门突围。 这场战役中国军队战死三万五千余人，被俘十一万余人，而日军的伤亡总数还不到五千人。 长沙失守后，日军顺势南下，株洲、湘潭等周边地区相继陷落，很快就对衡阳形成了包围之势，第九战区试图诱敌深入的计划彻底落空。 日军为“一号作战”准备了充足的补给和精良的装备，而中国军队不仅兵力分散，还面临着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战术上的墨守成规，薛岳的“天炉战法”在前三次屡试不爽，但日军早已摸清套路，第四次战役中采取了迂回穿插的战术，避开了预设的包围圈。 指挥体系的混乱则让部队无法形成合力，本该相互配合的步炮协同变成各自为战，最终被日军各个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