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解放战争期间，高邮牺牲同志之多，在苏中各县中名列前茅，相应的，高邮以烈士命名的镇、村、组之多，在苏中各县中也首屈一指。 不过，也有这么一批“奇迹般”活下来的地下党员同志。 当时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驻守高邮的国民党268团如惊弓之鸟，对抓捕的地下党员加紧迫害。 被关押的十几名地下党员中，有负责统筹联络的核心人物黄益民，有擅长文书工作的知识分子于哲人，有年仅22岁的女交通员高春兰，还有发动工人运动的吴克春。 他们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但更渴望能活着看到解放的那一天，于是悄悄策划了一场越狱。 几人分工明确，黄益民负责整体指挥，身强力壮的郭广富计划带领大家抢占监狱大门，于哲人则负责联络其他牢房的进步人士。 可就在行动启动的前一夜，监狱突然戒严，严刑拷打也接踵而至，鞭子抽、烙铁烫，敌人用尽了酷刑，却没能从他们口中撬出任何秘密，反倒在审讯中意外揪出了叛徒柳家兆。 柳家兆原本是地下党的外围成员，负责传递简单情报，被捕后起初还能坚守底线，可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动摇。 他不仅供出了自己知晓的所有联络点，还把越狱计划和盘托出，只为换取所谓的“宽大处理”。 越狱计划失败后，黄益民等人被转移到更阴暗狭小的重刑区。 没过多久，十几人因“通共叛乱”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执行“枪决”的那天中午，国民党士兵走进重刑区，命令他们戴上手铐脚镣跟着走。 按照高邮监狱的惯例，死刑犯都被押往东门的大窑墩荒滩处决，可这次士兵们却带着他们一路向西，朝着268团的团部走去。 黄益民心里满是疑惑，他常年在高邮活动，对城内路线了如指掌，团部根本不是行刑的地方。 到了团部，他们见到了268团团长张我疆。 这位身材高大的国民党军官没有多余的废话，只留下一句“共军快打进来了，你们跟我们撤退，谁敢跑当场枪毙”，就命令士兵解开他们的脚镣，将他们反绑双手，纳入了撤退队伍。 撤退队伍人数不多，除了张我疆和几十名士兵，就是黄益民等十几名地下党。 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药品，只能靠沿途搜刮村民的食物勉强果腹，为了躲避解放军的追击，只能夜里行军、白天躲在树林或废弃房屋里休息。 高春兰本就因严刑拷打身体虚弱，加上连日的饥饿劳累，走到离高邮城二十多里的一个村庄时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路边，朝着押解士兵高声喊出自己撑不住了，让他们干脆枪毙了自己。 两名士兵立刻架起高春兰走向路旁洼地，紧接着两声枪响传来。 队伍里的同志全都绷紧了神经，低下头默默为她送别。 可没人注意到，枪响之后并没有士兵回来报告“处决情况”，队伍只是稍作停顿就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吴克春也因体力耗尽倒在路上，同样被士兵拖离队伍，又是两声枪响传来。 接连两起“处决”让队伍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大家都以为这两位战友已经牺牲。 行军第三天夜里，队伍抵达一个叫张家庄的小村子，黄益民等人被推进一间漆黑的破屋，地上只有一些干草和破陶罐。 士兵们解开他们的手铐后就转身离开，锁上了房门。 就在大家茫然无措时，张我疆走了进来，这次他没穿军服，也没带枪，只穿了一身普通便装。 他借着月光看了看众人，长长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原来南京方面早已无法给他们提供补给，继续南逃也是死路一条，而他当兵本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打内战、杀无辜之人，他敬佩这些地下党为老百姓奋斗。 第二天一早，黄益民等人醒来时，发现房门大开，屋外的士兵早已不见踪影。 他们在村子里找了些食物稍作休整，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地下党组织。 辗转几天后，他们终于在高邮城外的秘密联络点找到了接应的同志，当联络点负责人看到他们时，惊讶得说不出话，半晌才反应过来，原来组织早已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 又过了几天，他们竟然在联络点附近遇到了高春兰和吴克春。 直到这时，所有人才弄清了全部真相。 原来那几声枪响根本不是处决，而是张我疆精心策划的“放生信号”，士兵们只是朝天放空枪，目的就是掩人耳目，应付上级的检查。 高春兰和吴克春被拖走后，都被张我疆安排的人悄悄放走，只是两人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只能各自摸索着寻找组织。 高邮解放后，那些从监狱中奇迹生还的地下党员们重新投身建设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地方骨干，而那位设计“假枪毙”的国民党团长张我疆，也因为这段特殊经历而得到了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