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一群外国人拿着“欠条”，傲慢地来找毛主席讨债，毛主席的回答令他们大惊失色，之后的行动更是大涨国人志气！ 很多人一听到“外债”，容易想到一个简单的画面：列强拿着借据逼债，中国领导人挥手拒绝，但历史的真相远为复杂。 新中国面对的不是一笔债，而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务：一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的、带有勒索性质的“赔款”。 二是为巩固国防和建设国家，主动向友好国家（主要是苏联）借贷的、用于购买设备和技术的贷款。 对这两类债务，新中国的处理方式有着天壤之别，这恰恰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彻底的独立自主与高度的务实精神。 我们先说第一类，也就是标题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对不平等条约及其债务的彻底否定。 这个立场并非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才突然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 早在1947年10月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已明确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 因此，当1949年新生的人民政权对西方说“不”时，这不是一次临时的外交反应，而是一项既定国策的庄严执行。 毛泽东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样生动的比喻，为新外交定下了基调，所谓“打扫屋子”，就是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包括驻军权、内河航行权、海关控制权和领事裁判权。 那些根据《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产生的所谓“赔款”，自然属于必须清扫出去的“历史垃圾”。 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队伍特意浩浩荡荡穿过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意味极强的行动，已经为后续的外交行动做了最清晰的预告。 那么，新中国是不是完全拒绝一切形式的外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引出了更具分析价值的第二类债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时又面临严峻的国际封锁和国防压力。为了迅速建立起现代国防和工业基础，争取外部援助是现实所需。 因此，新中国采取了极为务实的态度：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外援。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仅为1%。 这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笔正式的外国政府贷款，这笔钱以及后续的贷款，主要被用于两个方向：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以半价优惠购买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二是支付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业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 这里就涉及一个流传甚广的历史说法——“苏修逼债”，甚至有人将此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联系起来。 然而，根据多位历史学者对档案的研究，所谓“苏联逼债造成经济困难”的说法，在官方历史文献中找不到证据。 真实的情况是，到1960年，中国对苏联的欠债本金连利息折合人民币共计约57.43亿元，且已偿还了大部分，剩余债务约24亿元。 这个数额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国家财政规模（如1960年财政支出约654亿元）而言，压力并非不可承受。 更关键的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苏联方面在1961年甚至主动提出，中国可以推迟五年偿还贸易欠款，并不计利息。 那么，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提前还清债务呢？这更多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争一口气”。 毛泽东当时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展现的是在复杂国际斗争中的一种独立姿态和决心。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所有对苏欠款，《人民日报》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这个“无债”状态，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捍卫政治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个强烈象征。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处理“外债”问题上展现出的双重智慧：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决斩断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切枷锁，这是“另起炉灶”的魄力。 在建设国家的现实需求上，则保持开放与务实，善于在平等基础上利用外部资源，这是“争取外援”的灵活。他们严格区分了“被迫的勒索”与“主动的借贷”。 拒绝前者，关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根本；承认并偿还后者，则关乎国家信誉和国际交往的准则。 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仅是一系列外交胜利，更重要的是在国内重塑了全体国民的心理状态。 它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中国人民：屈辱的旧时代已经彻底终结，新中国的政府是一个有能力、有骨气捍卫国家利益的政府。 这种集体心理的转变，为国家后续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的全面动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我们在今天回顾那段“讨债”往事时，看到的不仅是一次精彩的对外交涉，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重新掌握自己命运时，那份艰难而又坚定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