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在老胡同里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过往的碎片上。 他要去的地方，是当年被他伤害过的人家门口，手里攥着的纸条写了又改，最后只剩“对不起”三个字。 深秋的风卷着落叶打在他脸上，他却没抬手挡，好像这样能让心里的沉重轻一点。 医生说他的腿疾不适合多走动，可他不听。 从城东边的老房子到城西的胡同，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他每周都去。 有次在楼下等了两小时，对方始终没开门，他就把写着道歉的纸条从门缝塞进去，转身时背影驼得更厉害了。 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他却从没说过“放弃”两个字。 从权力巅峰退下来后，他住进了普通的老房子，墙上没挂一张过去的照片。 有人说他是在逃避，他却在日记里写：“现在才看清，当年站在台上时，眼睛里全是影子，脚下全是深渊。” 这种角色的落差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了被时代裹挟的麻木，让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一点点浮现，某个人的眼泪，某个家庭的破碎，都成了夜里睡不着时的常客。 后来他开始写东西，台灯从晚上亮到凌晨，稿纸堆在桌上像座小山。 本来想把所有错误都写进书里，后来发现最该说的，还是当面那句“对不起”。 书名叫《十年一梦》，里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会议记录的片段、当时的日记摘抄，还有现在的批注。 他在某页写：“那时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后来才明白，‘正确’两个字，需要用良心打底。” 书出版后，他没送过熟人，只寄给了几位当年的受害者。 有位老人收到后，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字里行间的颤抖，我读得懂。” 这句话让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窗外的麻雀停在晾衣绳上，他忽然想起年轻时，也曾这样安静地看过天，只是那时心里装的是别的。 74岁那年冬天，他突发疾病住院。 病床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把我的遗体捐了吧，算是最后做点有用的事。” 儿子愣了愣，想起父亲这些年的奔波，想起书里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愧疚”，最终点了头。 2007年10月，他的名字出现在医院的遗体捐献名录上，备注栏里写着“无特殊要求”。 《十年一梦》的手稿后来被档案馆收藏，最后一页有行铅笔字：“若有来生，愿做个普通人，守着一盏灯过一生。” 而他捐献的遗体，在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成了沉默的教材。 那些曾经被他伤害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完全原谅，但当学生们对着标本轻声说“谢谢”时，某种迟到的和解，正在时光里慢慢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