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孙殿英在老巢汤阴被解放军包围后，抬出十个神秘木箱，让人当称重，高级军官每人五十两，中级二十两，排长二两，城破后扮成农民的孙殿英着重忙慌的往外逃，最后被扭送到了刘伯承面前。 刘伯承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俘虏，没提汤阴的十个木箱，反倒说起了1939年的事：“你军部那三个招待所，我们的人可没少去。”孙殿英猛地抬头——他原以为那些有意无意的招待早成了过眼云烟，没想到共产党连这都记着。 那年头，抗战正酣，蒋介石刚给他新五军军长的头衔。可孙殿英在军部附近盖了三栋青砖小楼，八路军干部来了管饭，新四军代表来了赠马，连阎锡山的人路过都能喝上两杯。他常对副官说：“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却没算到这篮子最后会漏得底朝天。 转折点出在1943年的太行山区。日军的炮火把司令部炸得直晃，孙殿英看着地图上越缩越小的包围圈，没等日军喊话就举了白旗。更狠的是，他骑着马跑了二十里山路，把躲在山洞里的老上司庞炳勋拽了出来——“老庞，日本人说了，咱俩过去，还是军长待遇。”庞炳勋后来骂他“卖主求荣”，可孙殿英觉得，这不过是“识时务”。 没人知道他那时是否想起过1928年的清东陵。炸药炸开慈禧地宫时，他亲自拎着马灯下去，看见金丝楠木棺椁上的金漆还闪着光。后来那些珍珠、翡翠、九龙宝剑，一半送进了南京城——蒋介石的案头多了块羊脂玉，宋美龄的鞋尖上嵌了颗鸽血红，戴笠的抽屉里锁着那串朝珠。东陵盗案闹得满城风雨，溥仪在长春拍着桌子骂，可国府最后只让他“听候处理”，连兵权都没动。 1933年的热河战场倒是真刀真枪。东北军一路往南撤，他带着四十一军在喜峰口守了七天七夜，炮弹炸得阵地成了烂泥塘，他光着膀子在战壕里喊“跟小日本拼了”。蒋介石后来在庐山召见他，拍着肩膀说“殿英是员猛将”，可转身就把他的部队调去了陕甘宁边区——明着是“剿共”，实则是让他当炮灰。 汤阴城破那天，孙殿英看着解放军战士踢开木箱，金条滚了一地，却没一个人弯腰去捡。他心里咯噔一下，想起1945年日本投降后，自己揣着“曲线救国”的假证明去重庆，蒋介石盯着他看了半晌，只给了个“军事委员会参议”的闲差——连办公桌都没给他配。 “这年头，抢来的不算，留得住才算。”这话他说过不止一次。盗陵的宝物没留住，抗日的名声没留住，降日的污点倒是刻得深。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最后留住他的，是曾经被他当作“退路”的共产党。 刘伯承让人把他安置在军区医院隔壁的小院，每天有小米粥喝，伤口换药时护士会提前焐热镊子。有回他咳得厉害，警卫半夜跑去找医生，回来时端着碗冰糖雪梨水。他望着窗台上那盆快开的月季，突然想起东陵地宫里那盏被风吹灭的马灯——那时他以为黑暗过后是荣华，到头来，反倒是这高墙小院里的平静，成了最后的归宿。 几年后他病死在狱中，临终前攥着块从东陵带出来的碎玉。那玉被体温焐得温热，像极了1933年热河战场上，战士们递给他的那碗烧酒——只是当年的辛辣烧心，如今只剩一丝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