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 80 年代末，一个中医院的医生用一个大澡盆，把绦虫病人坐进去，不断加热水，保持体温的温度，慢慢引着绦虫爬出病人肛门，最后一米多长，我听的时候，都快呕吐了。 这事是爷爷蹲在供销社门口的石墩上，吧嗒着旱烟跟我说的。那年我刚上小学，暑假去爷爷那儿住，他总爱讲些镇上的稀罕事，唯独这件，说得他直皱眉，说“瘆人，但也救人”。 爷爷说的病人叫老李，邻村的庄稼汉，四十多岁，以前常来供销社打酱油、买化肥。我爷对他印象深，是因为开春时他来买尿素，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后襟被风掀起，能看见脊梁骨像串算盘珠子似的凸着，褂子空得能塞进另一个人。 “那时候还能笑呢，”爷爷磕了磕烟灰，“说‘今年雨水好，该能多打两袋粮’，露出的牙床都硌得慌。”可到了芒种，老李再来买镰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颧骨尖得能在墙上刻痕，付账时手都抖，钱票掉在地上，弯腰捡都费劲，我爷扶他一把，摸到胳膊上的肉薄得像层纸。 村里人都说老李是“被啥东西吸了精气”。白天在地里割麦，疼得抱着肚子在垄沟里打滚，冷汗把土都洇湿了；夜里更惨，媳妇说他蜷在床上哼哼，像头受伤的牲口。去县医院，化验大便说是绦虫，开了打虫药，吃了蹲厕所蹲到腿软，拉出来点白丝丝，以为好了，没几天疼得更凶，拉得更勤，眼瞅着就剩层皮裹着骨头。 “西药咋就不管用？”我当时插嘴问爷爷。爷爷捻灭烟头，说有人背地里议论，是不是虫子太大，药劲不够，“也有人说，那虫子在肚子里待久了，跟人‘熟’了，药杀不死”。直到有天，老李媳妇借了辆二八大杠，驮着老李往镇上赶，二十多里土路，车胎都瘪了半截，到老街口“王记诊所”时，俩人裤腿全是泥。 王大夫的诊所就一间小平房，药柜抽屉上的红纸药名磨得发亮。他给老李把完脉，慢悠悠说：“虫太大，吃药打不下来，得引。”引？老李当时就懵了。第二天一早，王大夫烧了一大锅热水，找了个黑黝黝的木澡盆——就是农村洗澡用的那种，边缘磨得发亮。让老李脱了裤子坐进去，水温调得跟体温差不多，旁边放个暖水瓶，凉了就添热水。 “就坐那儿？”我追问。爷爷点头，说王大夫搬个小板凳坐旁边抽烟，老李媳妇站门口攥着手。坐了快一个钟头，老李突然“哎哟”一声，说屁股眼那儿痒痒的，有东西往外钻。王大夫赶紧按住他：“别动！一动就断，头留里头还得长！” 那虫子慢悠悠爬出来，白花花的，身上有纹路，王大夫拿竹片轻轻拨着，一圈圈盘在盆边，像条小蛇。后来一量，一米二长，老李瞅见当场就吐了，他媳妇直接跑出去蹲在墙根干呕。王大夫拿棉线系紧虫尾，让老李带回家埋了，又开了几副汤药，“养养身子，别喝生水”。 俩月后，老李又来供销社了。爷爷说他差点没认出来：脸上有了血色，腮帮子鼓了点，穿那件旧蓝布褂子不晃荡了，买了二斤红糖、一包槽子糕，说是给王大夫送礼。“现在一顿能吃俩馒头，”老李笑着拍我爷肩膀，力气大得差点把我爷拍坐地上，“前儿个割豆子，割了半亩地都不喘气！” 有人说这法子土，不科学，可老李实实在在好了。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县医院治不了的病，老中医一个澡盆、一锅热水就解决了。现在想想，老李从瘦得像根柴到能扛麻袋，靠的不只是热水和澡盆，或许还有那代人面对病痛时，一点都不敢浪费的希望吧。 那天爷爷讲完，我扒拉着碗里的面条，突然觉得嘴里没味。不是因为虫子恶心，是想起老李媳妇驮他看病时，瘪了半截的车胎——那代庄稼人的日子，咋就这么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