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成全了国家顶尖栋梁。 上海展览馆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建筑的设计者郭博，童年时最大的心愿是“能有双不露脚趾的鞋”。 东京某医院的心血管诊室里，专家郭淑娟的白大褂口袋里，总装着片压平的干枫叶——那是她小时候帮母亲佐藤富子捡柴时，夹在课本里当书签的。 这些在建筑、医学、艺术等领域闪耀的名字，背后站着同一个女人：1916年，那个为爱情从“佐藤富子”变成“郭安娜”的日本姑娘。 1937年那个清晨，郭沫若带着“回国抗日”的决绝离开后，留给她的是五个孩子，和日本当局“敌属”的烙印。米店不肯卖粮，学校逼她退学孩子，连邻居都朝院子扔石头。 她开始在河边挖野菜，手指被冰碴划出道道血口；夜里给艺伎缝补和服，线头绕着顶针转，像极了她缠在心头的日子。有次小儿子郭志鸿烧得说胡话，她抱着孩子在雪地里跪了半小时，医生才从抽屉底摸出半片退烧药。 “书是灯，穷了更要点亮。”这是她没让孩子辍学的理由。买不起课本，就借同学的抄在报纸边角；煤油灯暗得看不见字，她用缝衣针挑灯芯，火星溅在满是补丁的袖口上。 孩子们懂，放学就分工：大女儿郭淑瑀背柴，二儿子郭博捡废铁，最小的郭志鸿蹲在门口剥野菜，总把菜心偷偷埋进母亲碗底。 “你们父亲是读书人，救国得靠笔杆子。”佐藤富子边纳鞋底边讲，声音轻得像柳絮，却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郭淑瑀后来翻译《日本文学史》时，批注里总带着“母亲针脚式”的细致。 抗战胜利那年，郭沫若托人带信想接他们回国，郭博已考上东京大学建筑系，郭淑娟在医学院啃解剖图。佐藤富子回信：“翅膀得在书里长硬，根才能扎回中国。” 有人嚼舌根：“被男人丢下还养他的娃？”她指着墙上郭沫若早年送的诗稿：“他守家国，我守读书的灯火，不都一样？” 1955年重逢，郭沫若摸着郭志鸿国际钢琴比赛的奖杯，手抖得握不住茶杯。佐藤富子只是把洗好的草莓推过去：“你看，苦水里泡大的果子，更甜。” 1995年她走时，给孙辈每人塞了片干荠菜叶：“记着，你们是中国人，根在书里，也在这片土里。” 如今郭博设计的建筑里常有“野菜窗”——菱形窗格像极了母亲当年装野菜的竹篮；郭志鸿的钢琴曲《荠菜月令》，总在春天巡演时让听众湿了眼眶。 当年让人“想不通”的奇迹，佐藤富子早用八个字写在了孩子们的课本扉页：穷不丢书，苦不丧志。 这哪里是“抛下”后的侥幸？分明是一个女人用坚韧做针，以书页为线，给孩子缝了件能抵岁月风寒的铠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