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侄子李秋升强奸民女，女子的丈夫将他告到了彭玉麟那里，没想到彭玉麟丝毫不顾李鸿章面子，下令斩首，顺便还修书一封告知李鸿章：我替你杀了这个败坏门风的侄子，不用谢！ 光绪八年的长江安庆段，大雾把江面裹得严严实实，连水鸟振翅的声音都带着湿冷。一艘挂着“彭”字旗的官船被拦在江心，拦船的是条快散架的渔船，船头跪着个血人——汉子左腿不自然地扭曲，怀里死死攥着块撕烂的红肚兜，上面“杨”字绣样被血渍晕成了黑团。 “草民杨大郎，告合肥李秋升强抢民妻，逼死人命！”嘶哑的喊声刺破雾霭，惊得官船船舱里的茶盏晃了晃。 舱内，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正用手指摩挲着砚台边缘的裂纹。他这辈子见惯了生死——刀劈过太平军的头颅，弹劾过顶戴花翎的赃官，但安庆地面上，“李家”两个字向来是阎王殿的免死牌。这李秋升，偏是李鸿章那个在安徽地界横着走的亲侄子。 被亲兵架上船时，杨大郎的血在甲板上拖出暗红轨迹。他说媳妇去集市卖豆腐，被李秋升带着家丁堵在巷口，像拖牲口似的拽进了别院；他拄着拐杖去讨说法，被打断腿扔在雪地里；爬去县衙击鼓，知县听了“李秋升”三个字，让衙役把他从公堂扔到了街心，骂他“癞蛤蟆敢啃天鹅肉”。 “那女子呢？”彭玉麟的声音比江雾还冷。 杨大郎突然不哭了，直勾勾盯着船舱顶：“投井了。李府的人说，这叫‘给脸不要脸’，尸首泡在井里三天了，说要让街坊都看看‘犟种’的下场。” “好个‘给脸不要脸’！”彭玉麟猛地起身，那方裂了纹的砚台“哐当”砸在桌上，墨汁溅上他袖口，“掉头，去合肥！” 幕僚扑过来抱住他的腿：“大帅！那是李中堂的亲侄啊！您忘了前年湖广总督想动李家的人，被参得罢官归乡？这一刀下去，朝廷那边……” 彭玉麟弯腰捡起地上的佩刀，刀鞘撞在船板上，咚的一声。“我彭玉麟从军三十年，穿烂过十二双草鞋，砍过的脑袋能堆成山——什么时候见过怕字？今日就是李鸿章站在我面前，这颗脑袋，我也得摘下来！” 合肥李府别院的花厅里，李秋升正搂着个穿绿袄的歌姬喝酒。他左脸有道新疤，是前几日抢绸缎庄老板女儿时被挠的，此刻正吹嘘：“在安徽，我叔父的话就是圣旨！别说杀个把贱民，就是放把火烧了巡抚衙门，谁敢哼一声？” 话音刚落，院门被炮仗似的炸开。彭玉麟穿着身灰布短褂，提着马鞭站在门槛上，身后亲兵的刀都出鞘了。李秋升醉眼蒙眬地指着他骂：“哪来的野狗……” 马鞭带着风声抽在脸上，李秋升像被烫到似的跳起来，半边脸瞬间肿成了紫茄子。“绑了，”彭玉麟掸掸袖子上的灰，“菜市口，现在就斩。” 这道命令快得像闪电。等合肥知府跌跌撞撞跑到刑场时，李秋升的脑袋已经滚到了卖糖画的摊子前，眼睛还圆睁着。百姓先是僵在原地，随后爆发出的喊叫声差点掀翻了街口的牌坊——有人往尸首上扔烂菜叶，有人哭着给彭玉麟磕头，说自家闺女去年也被李家的人抢了，至今不知死活。 安徽巡抚的轿子到的时候，彭玉麟正在擦刀上的血。巡抚撩着轿帘，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彭、彭大帅……您这是要逼死下官啊！” 彭玉麟没理他，回驿馆写了封信。信纸是最普通的毛边纸，字迹却像刀刻的：“令侄在乡强抢民女，逼死人命，败坏门风。玉麟念及中堂清誉，恐其日后惹出更大祸事连累您，故代为清理门户。事急，没来得及请示，想来中堂会懂的——不用谢。” 李鸿章收到信时，正在签一份江南织造的订单。他捏着信纸的手指关节发白，猛地把茶杯掼在地上，茶沫溅了文案一身。可半个时辰后，他给彭玉麟的回信里只写了六个字：“杀得好，杀得对。” 为什么？因为彭玉麟手里攥着“理”——杨大郎的断腿、井里的尸首、百姓的哭喊，桩桩件件都是铁证；更因为彭玉麟这个人，是块捂不热的石头——他不要官，朝廷三次要给他加尚书衔，他都辞了；不要钱，每年的养廉银全捐给了家乡的学堂；不要命，当年在九江跟太平军血战，胸口挨过一枪，至今阴雨天还咳血——这样的人，李鸿章动不了，也不敢动。 晚清的官场像个巨大的酱缸，人人都在里头泡得油光水滑，唯独彭玉麟是块没被泡软的骨头。他后来告老还乡，在西湖边种了几百株梅树，在衡阳的退省庵也栽了一片。那些梅花开得极冷，枝干像铁，花瓣像雪，就像那个在安庆江面斩断权贵的清晨，就像那个在合肥菜市口让百姓看到光亮的瞬间。 为何在那个连官员都要给李家子弟让路的年代，会有彭玉麟这样的人？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世道已经够黑了，总得有人举着灯走——哪怕灯油烧完了，火折子也得攥在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