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姨这辈子真是活得潇洒，嫁给我二姨夫那年她才19岁，二姨夫都35了，整整大了16岁。街坊邻居都说这是老牛吃嫩草，可我二姨倒好，整天乐呵呵的，见了谁都笑眯眯打招呼，手里总拎着二姨夫给买的花布，说要做件新衣裳。 那块印着粉桃花的花布在缝纫机上摊了没两天，二姨就开始犯恶心。国营厂的白瓷缸子每天准时出现在巷口酸梅汤摊前，二姨夫的蓝工装袖口总沾着圈糖渍——那是排队时手心里的汗洇的。 有次暴雨冲垮了摆摊的棚子，二姨趴在窗边望了三回。等二姨夫浑身滴水跑回家时，搪瓷缸子裹着塑料袋，里面是瓶酸梅精，标签都泡烂了。“杂货铺老板说这个冲开水一样酸。”他边擦脸边笑，牙帮子冻得直打颤，二姨却抱着缸子哭了——那是她头回见这个35岁的男人，像个闯祸后讨赏的孩子。 表姐落地那天，产房外的红糖袋子黏成了团。护士刚报“母女平安”，二姨夫先往产房冲，被拦在门口才想起问：“我媳妇……她渴不渴？”同病房的阿姨后来总学他这话，学一次笑一次，笑完又叹：“现在哪找这么实心的人。” 月子里的鲫鱼汤是用搪瓷盆炖的，二姨夫蹲在煤炉边挑刺，老花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挑完的鱼肉码得整整齐齐，像他厂里画的零件图。那筐土鸡蛋是托乡下表哥用扁担挑来的，二姨夫每天数着煮，自己只啃白馒头——他说技术员费脑子，吃啥都一样。 那时谁信啊？19岁的姑娘配35岁的鳏夫，街坊背地里说“鲜花插在……”后面的话没说完，就被二姨晒在院里的新床单晃了眼——那上面绣着的桃花，跟当年那块花布上的一模一样。 前年二姨夫过七十大寿，二姨突然拉着老姐妹在小区广场排起了队。《最炫民族风》的音乐一响，她站在最前面，红绸子舞得比年轻时拎花布还精神。老头举着手机录像，手抖得像拍厂里的精密仪器，镜头里却全是跳错动作还咧嘴笑的二姨。 “其实当年我爹妈也摔过茶杯。”二姨后来跟我聊起，阳光正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他就拎着点心匣子蹲在门槛上，三天没挪窝，说‘我嘴笨，只会对她好’。”现在想想，那点心匣子后来装过酸梅精、红糖、土鸡蛋，最后装着轮椅上的暖手宝——倒真成了“只会对她好”的铁证。 上个月我去看二姨，她坐在轮椅上，二姨夫正给她削苹果。果皮连成一条线，不断，像他当年骑车带着二姨时，车把上挂着的菜篮子晃出的弧线。“嫌烫不？”他把苹果块递过去，手指关节上还有年轻时拧螺丝留下的疤。二姨没接，伸手揪了揪他的耳朵，跟当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样：“慢点儿削，扎着我你赔得起？” 巷口的酸梅汤摊早没了，可二姨夫推轮椅的铃铛还是叮铃铃响。路过的年轻人偶尔会问：“大爷，您这老伴儿可真有福气。”他就咧开没牙的嘴笑，像当年攥着酸梅精站在雨里那样——眼里的光，比轮椅上的暖手宝还热乎。 这世上哪有什么“老牛吃嫩草”，不过是有人把花布、酸梅汤、鲫鱼汤、轮椅上的苹果，一针一线缝成了一辈子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