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46年的南京，汪精卫年仅18岁的儿子汪文悌在警察的押解下，接受审讯。面对审判，汪文悌并未否认自己的罪行，如实的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法官。 法院门前的梧桐叶被秋风卷着掠过青石板路，没人低头看这个穿灰布囚衣的少年——高瘦的骨架撑着不合身的衣服，袖口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点，像株没长开的白杨树，在攒动的人头里晃得有些不稳。 没人记得他出生在1928年的巴黎，那时父亲汪精卫还是国民党要员，母亲陈璧君抱着他在塞纳河边拍的照片里，他穿着定制的婴儿西装，哪里会想到十八年后要在南京的法庭上，为几棵树低头。 “擅自砍伐中山陵树木倒卖牟利”——当法官念出这条定罪理由时，旁听席上甚至有压抑的窃笑，一个本该在课堂上背课文的年纪，怎么就成了“汉奸”？ 可1946年的南京不允许“只是个孩子”的借口，日军刚走，满城都在找发泄口，中山陵的树是国父陵寝的一部分，砍树就像在刚结痂的伤口上划刀子——哪怕他只是仗着家里名头，想换点钱买香烟和唱片。 法官敲了法槌：汉奸罪，一年六个月，缓刑五年。这判决像给刚发芽的树圈了道篱笆，既没把根刨了，又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这棵树长歪了，得看着。 他没回重庆的学校，也没去陆军军官学校当那个没人敢管的少爷，揣着判决书去了香港。三姐汪文恂在深水埗租了间板房，递给他一套打补丁的工装：“这里的人不认汪精卫的儿子，只认你能不能扛动水泥袋。” 长衫换成了工装裤，手指上的薄茧磨成了厚趼，工头骂他笨手笨脚时，他想起南京军校里卫兵给他打伞的日子，脸烧得像被太阳烤。 夜里就着路灯啃桥梁设计图，图纸上的线条歪歪扭扭，像他自己走的路。有工友笑他：“砍树的还想学盖桥？”他不说话，把图纸折成豆腐块塞进裤兜，第二天照样去搬砖。 十年后，维多利亚港的青马大桥施工队里，有个戴安全帽的工程师总爱蹲在桥墩边摸钢筋，没人知道他就是当年砍树的汪家少爷。他设计的桥梁图纸上，每个焊点都标得格外仔细，像是怕哪里没焊牢，会把过去的那些日子漏出来。 有人说他是洗白，也有人说不过是换了种活法。可当他站在自己设计的桥上看船来船往时，手里的测量仪比当年砍树的斧头沉多了——斧头是拆，测量仪是建，拆的是别人的东西，建的是自己的骨头。 后来香港的几座桥都刻着他的名字，不是汪文悌，是工程师汪文悌。那些钢筋水泥的桥，一头连着南京法庭上那个低头的少年，一头连着维多利亚港里不会说话的桥墩，像他用一辈子在挖家族挖的坑，一捧土一捧土填。 2005年他在香港去世，葬礼上来了几个老工友，没人提汪精卫，只说“汪工设计的桥，开多少年车都没晃过”。南京中山陵的树早又长高了，而香港的桥还在那里，替那个18岁的少年，沉默地站着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