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

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狱中蜷缩成一团，等待出狱。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在上海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后来街坊总说，没见过这么“傻”的有钱人。祖父是晚清大官，外祖父掌管招商局，家里的金条能码满半间屋，他却把良田契、房产本锁进樟木箱，留学回来就扎进印刷厂——别人办杂志算成本、看销量，他倒好，作者稿子写得动情，他眼圈一红，不光给双倍稿费，还摸出钱包问“家里煤球够不够？” 有回复旦大学一个学生写小说，说要去北平采风缺路费。他听完没说话，下午就揣着当票回来，把一沓银元塞过去：“这怀表是瑞士的，当铺给价还行，别耽误了好故事。”学生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刚结婚时夫人送的礼物。 抗战的炮火烧到上海那年，日本人的黑色轿车停在书店门口，宪兵队长鞠躬递上委任状：“邵社长，合作办报，社长位置您坐，洋房汽车马上配齐。”他盯着桌上摊开的稿纸，墨汁还没干，突然笑出声：“我邵家祖坟上没长汉奸骨头。”当天就把员工工资分装成信封，门板贴上“休业”二字，自己揣着几块钱躲进租界，留夫人在空屋里变卖最后一支翡翠簪子。 那会儿不少人劝他“识时务”，说香港的船票都备好了，非要守着一堆铅字喝西北风？他只是翻着刚印好的《人间世》，指着丰子恺的漫画：“这些字啊，比金条结实。”后来进了监狱，别人都盼着出去享清福，他倒好，捡了破纸片就写，狱警骂他“都这样了还写什么”，他把纸片往怀里一塞：“这些字比我命金贵。” 出狱时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拄着木棍挨家挨户找旧识，见了以前的作者就问：“最近写东西没？我这儿还有些纸。”街坊说，那会儿他肺不好，咳得整晚睡不着，翻译点文章换的钱，大半都买了药。但太阳好的日子，总见他坐在门口，怀里捧着本旧杂志，手指摸着泛黄的纸页，嘴里念念有词，脸上还带着笑。 有人问他，这辈子这么折腾，到底图个啥？他咳了半天，指着杂志上的字：“你看这些字，几十年了还在，人没了，字能留下来，这不就值了？”前阵子翻旧书，翻到本1935年的《论语》，扉页有行铅笔字：“多谢邵先生资助，此稿得以问世。”纸都脆了，可那行字，倒像是刚写上的一样。 其实他最后那几年，日子过得真叫一个难。翻译的稿费刚够买药，冬天连煤炉都舍不得烧，却总把那些旧杂志摊在桌上晒。风一吹，纸页哗啦啦响，他就跟着念，好像那些字能替他说话似的。后来才明白，他哪里是在晒杂志，是在晒那些没被辜负的时光——祖产没了，家产空了，可那些被他当怀表换来的稿子、拒当汉奸保住的文字，倒成了后人挖不完的宝贝。 1962年监狱里蜷缩的身影，和晚年晒书时佝偻的背影，原来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的命，给那些字铺路。人会老，会走，可字活着，他就不算真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