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谁能想到，这位在诊室里温文尔雅的医生，手里握着的不仅是听诊器，还有守护革命的“手术刀”。柯麟打小在广东海丰长大，目睹过军阀混战的民不聊生，1924年考入广东公医大学后，受彭湃等革命志士影响，一头扎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1926年他加入共产党时，就立下誓言：“医者救人身，革命救人心，两样我都要扛到底。”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央特科急需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点，柯麟的医生身份成了最好的掩护——诊室里的药香能掩盖秘密接头的气息，出诊的药箱能藏下情报和武器，就连听诊器的滴答声，都能成为传递暗号的节拍。 柯麟对叛徒的憎恶，刻在骨子里。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他亲眼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因为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警围捕枪杀，鲜血染红了珠江边的石板路。从那以后，他每次坐诊都带着十二分警惕，把中央特科教的识别叛徒的技巧烂熟于心：看眼神是否闪烁、听言语是否矛盾、观举止是否慌张，这些细节在他眼里都成了“诊断”叛徒的“症状”。这次来的叛徒，原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半年前被捕后叛变，供出了3名地下党同志，柯麟在特科的秘密通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此刻那张脸就凑在眼前，呼吸间都带着谄媚又心虚的味道。 他一边用棉签轻轻按压叛徒的患处，一边漫不经心地问着病情，眼角的余光却在观察对方的神色——叛徒眼神闪烁，说话支支吾吾，时不时瞟向诊室门口，显然是在试探周围是否安全。柯麟心里冷笑，手上的动作却愈发沉稳：“你这是老毛病复发，得用特效药，我去后堂取，你稍等。”他故意放慢脚步，走到后堂时，对着正在配药的护士小陈使了个眼色，递过去一张写着“速报特科，叛徒在此”的小纸条——这张纸条是他早就备好的，用密写药水写在处方笺背面，小陈是特科培养的秘密交通员，一看手势就懂了意思。 小陈借口“去药房调药”，快步走出诊所，绕了三条街才找到特科的联络点。而柯麟回到诊室时，叛徒正焦躁地摆弄着衣角，见他回来，连忙追问：“医生，药好了吗？我还有事要办。”柯麟不动声色地把配好的“感冒药”递过去，语气平淡：“按时吃，三天后再来复诊，别熬夜劳累。”他心里清楚，这叛徒急于离开，大概率是要去汇报“安全情况”，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革命的“诊疗室”，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手术”。 不到半小时，中央特科的行动队员就乔装成病人，陆续出现在诊所附近。柯麟借着给下一位病人看病的机会，悄悄拉开诊室的窗帘一角，给队员们递去“可以行动”的信号。当叛徒拿着药走出诊所，刚拐进小巷，就被早已埋伏好的队员当场制服。直到被押走时，叛徒还没反应过来，那个看似温和的医生，竟然是置他于死地的“猎手”。 柯麟的诊室，从来都是革命的秘密战场。他曾在手术台上为受伤的地下党取出子弹，用纱布裹住伤口的同时，也裹住了革命的火种；他曾借着出诊的名义，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把情报藏在药瓶的夹层里，把武器塞进出诊箱的底层；他甚至在国民党军警的眼皮子底下，为被捕的同志传递消息，用医学术语作为暗号，让敌人无从察觉。这些年，他见过太多生离死别，战友的牺牲、叛徒的背叛，都没让他动摇过半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诊室连接着革命的命脉，多一分冷静，革命就多一分希望。 1929年的上海，每一步都可能踏入深渊。叛徒横行，特务密布，柯麟能在刀尖上行走多年，靠的不仅是机智勇敢，还有对革命的绝对忠诚。他把医生的严谨用到了地下工作中，每一次接头都反复确认暗号，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做好多重备份，每一次面对危险都保持沉着冷静。他常说：“医生不能出错，革命更不能出错，一步踏错，就是无数人的鲜血。” 这位“红色医生”用一生践行了初心，后来他辗转澳门，在镜湖医院继续为革命秘密工作，掩护过无数同志脱险，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1929年那个普通的午后，他在诊室里上演的“智取叛徒”，不过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缩影——医者仁心，革命者忠心，在他身上，这两种品质早已融为一体，成为照亮黑暗年代的一束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