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夜里，中越边境的玉米地先是沙沙作响，忽然又没了动静，我军战士立刻警戒猫身上前，眼前一幕令人不敢相信！ 1979年的中越边境，巡逻队推开那片沙沙作响的玉米地时，被眼前的景象狠狠撞击了视网膜：地上趴着的哪里还像个活人，那是一具近乎风干、还在渗着脓血的躯壳，眼窝深陷，瘦得皮包骨头，腰部以下的军裤因为浸满了血水和泥浆，板结得像硬铁皮一样裹在身上。 但就这么一个看起来甚至有点恐怖的“残躯”背上竟然还死死勒着一支半自动步枪，胸前的子弹袋里鼓鼓囊囊，塞满了300发子弹，医生后来检查时觉得这就是个反生理学的案例，体温跌破了35度，伤口烂得也就是一张皮连着，按理说，这人早该休克或者死于严重感染了。 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而是确认自己到底在哪儿，他叫肖家喜，那一年才21岁，在那场残酷的边境战争里，他的编制并不是突击手或者侦察兵，他仅仅是我军150师里的一名炊事员。 故事得倒回到十天前的那个至暗时刻，大部队在越南高平省撤退途中，建制被打乱，作为掩护部队，肖家喜所在的连队遭到了伏击，混乱中，作为炊事兵的肖家喜和指导员刘德智等七个人彻底掉了队。 在那些阴冷潮湿的山林里，这几个人唯一的依靠就是一个指北针和头顶的北斗星。他们白天像老鼠一样躲在草丛里，晚上才敢摸索着向北走，那是祖国的方向，3月23日的凌晨，天还没亮，这支七人小队摸到了公路边，迎头撞上了越军的巡逻队。 相距不过十几米，对方枪栓拉动的声音清晰刺耳，这种时候，要么一起死，要么有人站出来找死，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人下令，肖家喜做了那个把自己送上绝路的选择，他端着枪猛地朝相反的方向狂奔，边跑边扣动扳机。 他不在乎打不打得中，他只需要哪怕一秒钟的混乱，好让身后的六个战友脱身，越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吸引，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追着他咬，他只觉得臀部像是被大锤猛砸了一下，瞬间麻木，血顺着裤管就灌进了鞋子里，但他不敢停，要是停下，命就没了，战友也白救了。 肖家喜真的跑赢了死神的第一镰刀，他滚进一个山洞，用极其冷静乃至冷酷的方式处理自己：第一时间擦干血迹，甚至拧开手榴弹盖放在手边，那是给这一生准备的最后光荣，甚至有越军在那晚就追到了洞口，用蹩脚的中文喊话诱降，却因为血迹中断而误判方向离开。 伤口很快开始恶化，先是肿胀，接着化脓，到了第六天，烂肉里钻出了蛆虫，肖家喜能做的，就是削尖一根小树枝，咬着牙把虫子一条条挑出来，疼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很快，他的腿再也站不起来了。 走不了，那就爬，为了避开搜山的民兵，他甚至不敢走大路，只能在乱石和荆棘里像野兽一样匍匐，这一爬，就是用膝盖当脚，裤子磨烂了，膝盖磨烂了，甚至能隐约看见惨白的骨头。饿了就刨点野菜、鱼腥草、甚至马齿苋生吞下去。 渴了就喝田沟里的泥水，或者是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最危险的一次，放牛的越方民兵就在跟前，水牛差点一脚踩碎他的脑袋。他硬是靠扔石头惊走了牛，才在混乱中捡回一条命，那种剧痛和饥饿让他每天都要晕死过去三四次，但只要一睁眼，他就继续往前挪。 支撑他这个炊事兵的，除了那份要回家的执念，竟然还有身上沉甸甸的武器，按照常理，逃命的人早该丢盔弃甲，哪怕减轻一斤的重量也是好的。可肖家喜是个死脑筋，他觉得战士要是把枪丢了，那人也就空了，枪在命就在，要是被俘虏，这就叫资敌。 即便到了意识模糊的边缘，他还惦记着那是“国家的财产”是军人的第二条命，这漫长的爬行，直到他在朦胧中看见一片玉米地才看到了尽头，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常识：越南这个地区不种玉米，看见玉米，那就是看见家了。 紧接着，他在恍惚中似乎看到一块路边的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封山育林，人人有责”那一刻，这几个并不优美的汉字，大概是他这辈子读过的最动人的诗句，他拼尽最后一口气喊了一声“自己人”，然后彻底把这条命交了出去。 经过整整三次大面积植皮手术，医生才把那像碗口一样大的伤洞给补上，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个仅仅依靠野草和毅力活下来的人，当中央军委的一等功勋章送到他面前，当王震副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你没杀敌，但比杀敌的还英雄”时，肖家喜已经变成了著名的“钢铁战士”。 后来，部队都帮他把“烈士”的材料准备好了，甚至开始整理遗物，结果他本人硬是背着没动封条的弹药袋回来了，晚年的肖家喜褪去了所有的光环，在成都过着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但每年清明，他总会去烈士陵园，在那儿一站就是半天，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许他在想，比起那些永远留在那片红土里的名字，能活着爬过那条边境线，能看着玉米地里的风吹过，就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他一生没有在战场上亲手击毙一个敌人，但在那个九天八夜的生死场里，他击败了人性中所有的软弱。
